我所了解的铁路和铁路人

1.

我姥爷是山东人，我爷爷是黑龙江人。当年他们从农村出来参加革命，抗美援朝之后回国分配到铁路部门，一路从北方修到南方，福建省当年唯一的一条出省铁路鹰厦线就是他们这些人修的，修好铁路之后就在铁路沿线安家，当铁路工人。所以，我算是一个铁路子弟。

小时候我常听大人们讲一个词，那就是“地方”。“地方”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从反面来说就是，凡是铁路以外的，都属于“地方”。铁路系统里有车务段、机务段、工务段、大修段、水电段、公安局、医院、学校、大集体、小集体（车站卖饭的、铁路招待所里的合同工），甚至还有自己的报社（我们那里发行的是《上海铁道》报）……一应俱全，基本能够自给自足，有些独立王国的意思了，于是也就有“铁老大”、“铁饭碗”的称呼。

但这“老大”不过是体量大，所谓“铁”饭碗也不过是稳定罢了。若论收入，地方上许多单位都比铁路高。记得当年我爷爷去世，本想让我大伯顶职，但当时他已在地方上的氨厂做了一名采购员，长期到外地出差，收入比铁路工人高多了。小学时，我有好几个同学家里是二级站（具体的业务范围我记不太清了，但和家电买卖似乎有些关系）、粮转站的，他们的吃穿住用在当时也是比较显眼的，生活要好得多。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因为下岗，许多地方单位纷纷倒闭，工人买断，好长一段时间日子不太好过。而铁路部门旱涝保收，撑不着但饿不死，“铁饭碗”的价值得到了最大的展现。

2003年高考，我既没考好，又胡报志愿，病急乱投医，被家人带去福州去省招办问出路。正是这次福州之行，让我对“铁路”和“地方”的概念产生了新的认识。原来偌大的省城里铁路系统只围着福州火车站有那么一点点地盘，简直成了“地方”的边缘角落。再后来，我读了大学，家乡那边铁路部门合并、医院学校拆分……泾渭不再分明。一个很小的例子或许可以说明大问题：闲暇时间，铁路职工慢慢和地方上的人做了朋友。——老大回到了百姓中。

2.

概念往往是抹杀人性的。一讲“铁老大”，往往给人以冰冷、厌恶的印象，但这么些年来，我身边的许多点滴人生告诉我，“铁老大”是一群工作非常辛苦的人。

我妈妈是一个替班员。车务段管辖之下的十几二十个小站，往往只有一个站务员（买车票、办货运的员工）。碰到他们因工或者因私请假时，我妈妈就要去替他们上班。常常要东跑西颠。好些时候客车并不在小站停留，我妈妈就得扒货车回家。所谓扒货车，就是站在油罐车边上，冬天风吹夏天日晒，而且十分不安全。

我爸爸做了很长时间的助理值班员，就是货车过站时站在月台上接车的员工。多年来，他们运行的是“四班倒”工作制——白班、夜班、下夜班、休班。这是一个非常折腾人的作息。所以我妈妈常和我说的一句话是：“好好学习，争取以后不要上夜班。”但是，和那些在偏远小站工作的人相比，我爸爸又要好很多。因为那些偏远小站往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工人们往往一口气上好多个班，才能攒几天休息日，回家照看。在我的印象里，有好些孩子就是因为从小父母不在身边管教而变坏的。

我有个同学的妈妈，是工务段探伤组的。所谓探伤组，就是推着一架仪器，常年在负责的铁路路段上行走，检测铁轨质量的一群人。这些日复一日在铁道上走着的人们，往往患有胃病，因为他们的午饭往往都是用随身带的冷饭冷菜应付了事的。当然，和抬枕木、铺路渣、砸洋镐、挖土方的养路工人比，探伤组的工作又是轻巧的。我家人的一个朋友就是砸洋镐的，年纪轻轻就做到了工长，有一次他在外作业，不知道被什么毒虫咬了，差点没命，在医院里救治了几个月。除了上夜班，砸洋镐也是大人恐吓我们要好好学习的一个话题。我家楼上那位阿姨，是扯着嗓子和她儿子说小心以后去砸洋镐的，因为在客运室工作（也就是最为常见的在火车站负责检票、检查危险品、组织旅客上车的工作人员），她的喉咙常年都是沙哑的。

赔上健康事小，还有不少人是连命都搭上了。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九十年代末期死在了工作岗位上。他是一个调车员。所谓调车员，就是负责货车装卸的员工。小时候在我的眼里，这是一个非常拉风的职业。因为他们可以攀着货车边上的扶梯随火车前进——这可不是谁都能够有的“特权”。而这个亲戚的惨死，让我知道了调车这项工种的残酷性。在一次调车过程中，不知是因为劳累，还是因为大意，他没能抓紧扶手，从货车上掉了下来，滚到轨道上，火车直接从他的脖子上压了过去。

这都是些火车外延的工种，那火车上的呢？听家人们说，每当客运段有一批工人退休，在此之后的三两年，大家就得频繁地去火葬场了。这些人因为长年在火车上工作，已经适应了铁轨的咚咚声以及列车的摇晃动作，一旦退休在家里呆着就很难适应，很快就老了，病了，因此故去的人为数不少。

这是生活的一个面向，它真实存在，但让人能够坚持下来的，往往是另外一面，可以说是苦中作乐，也可以说是生命的韧性。我有个同学，父母都是跑客运的。早年没有手机，联系不方便，有一次她妈妈临上班前发现家里的米不够了但又来不及买，匆匆赶去上班。在某个小站，她妈妈所在的火车和她爸爸所在的火车交汇，她妈妈远远地朝她爸爸所在的车厢大喊：“×××，家里没米了！记得去买米！”

3.

旁人不曾接触和了解这些细节，更多的时候，他们通过火车票来否定这个系统。

读大学之前，我没怎么出过远门。读大学后，之前的几年，我的确能够通过内部订票途径买到卧铺票（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国，关系四通八达，七弯八拐总是有人能够搞到卧铺票，不见得非得是有特权的人），但越往后越难，从三两年前开始，我都是自己凌晨去排队买票的。

后来，我家那里的铁路局针对一些票源紧俏的车次开发了电脑订票系统，可以说完全堵死了车站留票的可能。据我所知，为防止售票员监守自盗，我们那的售票员上班时是不准带钱的。就我个人几次买票的经历，为了防止票贩子，车站的规定是，一个人最多只能买两张车票。

不是吧？有这样好？难以置信。但这就是我所见到的情况。每到过年的时候，我舅舅就得疲于应付回家探亲的朋友，他们为的是同一件事：买票。不管我舅舅怎么说，他们就是不相信铁路上的人弄不到火车票。但后来我舅舅的确又弄到了一些票，我问他票哪来的（我可是他的外甥，都是排队买来的票）。他苦笑道：“票贩子那里买的。”——我舅舅朋友多，票贩子里也有他的朋友。

4.

    铁道部也是招收公务员的。但前两年我注意到，中央公务员里那些到最后无人问津或少人问津的职位，多半来自铁道部。所以，当很多人说铁道部是一个特权部门的时候，我总有些怀疑。按照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如果是一个令人咬牙切齿的特权部门，那应该有非常多人趋之若鹜才对，为什么会无人报考呢？

    另外，从小我就知道一点，对于铁路系统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安全。小到车站，大到机关，最显眼的位置肯定是在说这样一件事——安全行车达到多少天了，大家要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