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书写
在中国音乐地图上，兰州是个重镇，从兰州走出来的歌手们，身上有剽悍之气，他们弹着冬不拉，唱的歌里常常有新疆的痕迹。兰州歌手的音乐里，流着新疆的血统，一条宽阔粗犷的河。
韩松落是兰州人，他的文字里，也有新疆的气息。具体到《怒河春醒》，那是割完草后长时不散的、带着凉意与苦味的草香，是“总是在春天泛滥，在秋天暴涨，在冬天枯涸断流”的长河，是“男人在三十岁就显得苍老，孩子在拼命长大”，是他如数家珍地写下波斯菊、八瓣梅、兔子花、太阳花、萱草、菖蒲、羊角奶、石蒜们的名字。这些文字，也都透着凉意，还有微微的苦。
一个人的童年曾有幸在旷野中度过，长大后，他写到它们，即使文字晕眩像在舞蹈也是可以的，即使有一段魔怔般地像萧红也是可以的。谁不爱萧红呢，谁没有偷着模仿过她，可要模仿她同时又不显得可笑，那非要这样一个旷野做背景不可。
一个人的童年曾有幸在旷野中度过，他的生命就有了另一种坐标，我不想用“乡愁”这个用泛滥而又不够中国的词来形容这种感受。成年后他一直记得回去的路：“乘坐火车，在乌鲁木齐或是库尔勒下车，转乘长途汽车，五天五夜，到达和田，然后是短途汽车，三百里，到策勒，最后，搭乘军车。如果有人问，你是谁，就说，我是老郑的孙子，从口里回来。他们会说，都长这么大了。”可是老郑已经不在，连老郑的女儿，作者的妈妈都已经去世，他回去是找谁呢？这种感受就像在雾里迷了路，你紧跑几步，想追上前面的大人，然后想起他们都已去世，而自己，也已不是孩子。
“他们忍受了一条河流所能忍受的消耗，在火车的闷罐车厢里，有人带来了传染病，有人病死了，就埋在沙漠里；有人偷走了别人小心携带着的全部积蓄；有人打架，有人受伤了；有人和别人有了私情，约好了火车一到站就逃走。在和田，他们遇上了地震……有的人失去了骨肉至亲。而当卡车到了终点时，谁也没有留在车上，他们纷纷跳下车厢，抓起一把发硬的、白花花的盐碱土，仔细地端详。”——他说的，是他父辈的历史，一代拓荒者的坚硬的过去。我只能把这段文字如实地用双引号呈现，对这样的历史，对人类所能有的巨大的希望和挫败，无比坚韧的生命力你又能说什么？
当历史作为历史时，你可以像我一样，用双引号把它引在里面，勾出来叹服。可是当历史就是自己的家史，是自己的父辈忍受了所有这些消耗时，历史不再是书面文字，它像一支坚硬的血管，流淌着暴怒、阴郁的血，横亘在人与正常生活之间。
《怒河春醒》里，看的我最难受的，也是我认为韩松落最好的文字，是他写他的家族，他的舅舅，他的爸爸，他的妈妈。那里面有种噩梦一样的痛苦。大萧条中出生的作家、犹太裔作家，文字里都有这种痛苦，像刀切割骨头，不疼，只是难受，醒不了的难受。
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强者，一种是弱者。如果我把韩松落划分为后一种人，我相信他不会生气。因为我一眼认出了他身上的印戳，在贫穷的七十年代长大，有一个暴躁多怒的父亲的人，他身上总会有这样的戳。那是一种被生活驯化过、殴打过、过早知道黑暗的含义，并曾跑进黑暗中寻求庇护的标记。表现在文字里，韩松落的黑童话系列，那个系列像是在挑衅，要激怒人类正常的温暖、光明、孩子、家庭观。具体到他这个人，永远都笑呵呵的，对人过分的好，呈现出与他文字中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但这两个人都打着同样的印记：弱者。
弱者只敢直视孩子的眼睛，弱者不觉得生命里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爱不是，同情不是，血缘也不是。弱者的脚下是一块薄冰，随时可能碎裂开来。弱者的世界没有什么是稳固的，他对世界无从把握，他连自己都把握不住。如果说强者对世界有理直气壮的要求、理直气壮的设计，弱者只是在这世界暂寄，过路者。也因为不稳固，不确定，不理所当然，弱者们在很早之时就懂得发问，怀疑，他们试图想象世界之外的世界，生活以外的生活，我自己之外的我。
以一种迂回缓慢的形式，弱者在世界上存身下来，他们的长处就是怀疑，看到别人没看到的、世界的另一些可能。这多像作家的定义。弱者如果没有被完全打垮，他们就变成了写作者，虽然他们对于诉说有着本能的恐惧，但倾诉欲望压倒一切（某种程度，越恐惧越要突破）。
妈妈的故事，他写的那么好。如果他不写出来，就会被这故事压倒，逼疯，毁掉。但他写了。也许还可以写得更好，比如以小说的形式，这个故事像一条长河一样足够滋养一个杰出的小说，但他赶时间，他有着弱者的不安全的预感，要赶在下一个破坏到来之前，把上一次摧毁说出来。
以何种形式，又有什么关系？一般来说，这种漫长的灾难是不留见证者的，它们的见证者变成工人，农民，不会发出声音也就等于没有。但他跑出来了，像一个火灾现场最后一个跑出来的人，说出了他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