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起源

人类对末日来临的接受程度深深地根植于文化的基因，因为不同文化中的个体对末日预言的取信程度具有显著差异。

古希腊文化已经包含了相信末日的元素。有证据表明，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400年的这段时期，古希腊的未来观逐渐成熟。这是一个包含着经典时空的绵延的前景。在这块时空中，有现实和他者两个不同的世界。现实的世界由人居住，他者的世界则是神的世界。人要超越神的恩准和自我弱点以达到更好，但叛逆或挑战会受到神的惩罚。这种惩罚其实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毁灭元素。

在西方，与末日文化最具紧密联系的是希伯来人的未来观念。这是包含着神人立约的相互保障，也包含了孕育末世论文化的最后审判。立约的过程在大自然中由彩虹显现，而在个体身上，则要由割礼承担。高强度的疼痛、所造成的心理和生理上的刺激，使人对立约产生多大的畏惧，是难于判断的。而乌托邦和最后审判这两个希伯来文化的典型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末日到来的可能性和规避的可能性。这是否造就了此后相关的末日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来源，还需要深入的研究。

科学让末日预言更逼真

在今日，西方人对科学逻辑的信服和对科学知识的信赖大大前进，已经很大程度上赶上甚至超越了对其他所有文化元素的信服和信赖。于是，在宗教文化的基因之外，科技的发展给末日预言的接受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如果科技确实能探测到宇宙中可能出现的种种灾难的线索，例如，巨型陨石的轰击、难于治愈的病毒侵染等，可以想见，人类对这些信息的相信度会跟他们对科学技术的信服度成正比增长。

有关科学能够增加对末日预言信服度的观点，可能跟通常所说科学会破解末日预言的说法相悖，但仔细分析，这样的说法不无道理。通常所谓的科学破解末日危机，多数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提示出危机发生的概率很小。但概率本身是不确定性。所以，小概率事件仍然可能发生。其次，通过逻辑证明对方的推理存在漏洞。但如果对方也采用科学揭露的事实，那么这种驳斥就会消失。例如，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所给出的末日预言，不但没有消除人们对环境污染的末日恐惧，反而加速了恐惧的发展。萨根等提出的核冬天理论，虽然是一种思想试验，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对未来核战争的末日恐惧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上述两个末日预言的信服，反而使人们未雨绸缪地发展起新的生存运动或裁军运动。因此，末日预言本身受到对科学信赖的推进，不一定就是坏事。它对当前人类无度地追求自身享受和资本增值、对科技的不良利用加以警醒，也为末日预言受到信服增加了可能的空间。

相信末日未必是坏事。中国文化缺少末日元素

我认为，末日预言的信服本身，不是什么社会混乱、科学不普及的表现。它是一种预警机制是否能被建立起来，是否能有效地阻止末日到来的重要保证。遗憾的是，在中华文化中，末日文化没有任何可信服的根基。除了对科学逻辑的强烈信任并没有在广大的土地上被建立起来这个因素之外，中国古典文化和宗教文化中都缺乏对末日的预警基因，这一点从中国人的时间词汇出现的历史顺序中就可以看到。例如，吴国盛就曾在文章中指出，有研究表明中国文化中出现的最早的时间话语是“久”（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墨子•经上》有：“久，弥异时也。”“久，合古今旦莫（暮）”。这里，“异时”是指过去、现在、早晨、黄昏等不同的时侯。而“久”则是遍历（“弥”“合”）它们的总和。墨子的时间概念是一个由过去、现在、将来组成的自在的时间实体，没有终结点。

选取与墨子完全不同的兵家，继续研究中国人时间词汇的发展。兵家的重要文献《孙子兵法》中，经常出现的时间词汇与“即刻”或“瞬间”有关，换言之，是与久相对应的短暂的片刻。“兵贵胜，不贵久”（《孙子•作战第二》）。“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孙子•九地第十一》）。在“瞬时”和“时机”之外，兵家哲学当然有对战争出发点的全局关照，但这种关照追求的是成全一个“百战不殆”的永恒部队和永恒国家。

仔细分析中国文化中的时间基因，可以发现末日或终结不但不是可能的元素，反而是被尽量排斥的内容。多年以来，在中国的主流文化中，想象世界的末日是一种荒唐、病态、跟自然界的真正运行规则相冲突的文化呓语。正是因为建立了这种对持久无终结的信仰模式，才导致了有对“杞人忧天”的嘲弄；有对“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感叹；有“多年的媳妇熬成婆”的信心。

我认为，从文化基因和对科学的接受与信赖上看，中国人对末日危机感强烈不足的现象应该被深入分析，它对我国的公共管理事业、科学普及事业以及文化革新的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