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林斯顿教授谈为何中国学生录取率仅4%:中国教育扭曲人性

标签: 评论 教育 | 发表时间:2014-06-17 15:26 | 作者:墙外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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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康毅滨先生,负责该系在中国的招生工作,因此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中国学生(其中绝大部分是清华、北大、复旦、中科大等国内知名学校的尖子生),真切地感受到了中国教育的扭曲给学生带来的困扰。

“中国学生聪明,勤奋,但也迷茫,功利心比较重,妨碍了他们的长远发展。”康毅滨在接受《星期日新闻晨报》访问时说。

什么样的学生被淘汰?每年一月底,康毅滨就要从系里抱回一大包资料仔细看——里面是所有申请普林斯顿生物分子系的中国学生的材料。

每年,该系每年大约招收25名本科学生攻读博士,系里给康毅滨的“中国额度”4个,而他收到的申请约有七八十份。 4%左右的“成功率”。每个“申请包”主要有这些材料:本科各科成绩单,托福和GRE的考分,个人陈述, 以及推荐信。康毅滨把它们分成“定量”和“非定量”两类。分数他看得很仔细,但那些“非定量”的东西却能告诉他更多。

问:“个人陈述”有什么用?

康毅滨:就是说说你为什么想成为一个分子生物学家,为什么想来普林斯顿。

问:你看过几百份“个人陈述”,从里面看到了些什么?

康毅滨:中国学生的GRE能考得很好,但我能看出来,他们写的“陈述”经常千篇一律,缺乏特点。

问:他们给你什么印象?

康毅滨:不清楚为什么要来普林斯顿,或者过分要求完美,不敢展示真实的自己。

问:真实鲜活的“陈述”是怎样的?”

康毅滨:有个学生是这么写的:他以前的专业是电子工程,后来才慢慢发现真正感兴趣的是生物。他申请转了系,尽管绝大多数人反对,因为没有基础,读得有些吃力,但他还是很高兴。因为每一学期都会比上一学期进步一些。他的“陈述”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因为它展示了一个人在寻找和实现梦想过程中的困惑和欣喜。去年我们还录取了一名学生,她在“陈述”中坦率地指出了母校的问题:她很遗憾本科四年没有接受更为全面的教育。你可以看到她的渴望。第一轮筛选,从80份申请材料中挑出10-15名左右的“候选人”。

2月初,康毅滨开始电话面试。虽然并不直接和学生面对面,但大洋彼岸传来的声音,会告诉他对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生。

问:你会问些什么问题?

康毅滨:主要是看看英文口语能力、科研经历、随机应变的能力,以及学生的一些背景状况。

问:接到电话的学生,会很紧张吧?

康毅滨:电话面试大约一个小时,45分钟说英语,15分钟用中文。就算英语不是特别好,学生还是可以完整地表达自己的。但大部分中国学生会把它看作一个“考试”,而不是一个“对话”,所以有些会很紧张。

问:你听出了什么?

康毅滨:有些学生听得出来他(她)事先在纸上写好回答,照着念,或者是背出来。还有是“排练过度”,说得非常溜,像演讲一样,但并没有针对我的提问。

问:他们会给你留下什么印象?

康毅滨:那些答非所问的学生,我想可能没有自己做过真正独立的研究,或者对自己没对信心。我希望学生是展现一个真实的自我,而不是一个过度包装的、失去了真实性的“加工成品”。

问:或者是我们的教育没有告诉他们,说实话是最好的回答。

康毅滨:我们要挑选的,是真的热爱科学、而且诚实的人。去年,我几乎是在申请截止前的最后一刻才收到了一个学生的材料,条件很好,我就给他打电话。他老老实实,告诉 我,虽然他很早就进实验室,工作也很努力,但不知道为什么,实验总不是很顺利。但他可以很清楚地描述他在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和为解决问题所作出的种种尝试。表面上看,他的科研并不成功,但我能感受他的认真、诚实、努力,这已经具备了一个科学家、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

电话面试并不是最终的决定。之后,康毅滨要在候选人中反复地掂量、比较。在这个过程中,分数高低往往不是决定因素,而是从细微处看到的非智力因素。

问:分数不重要?

康毅滨:分数很重要,但不是一个绝对因素。申请普林斯顿的学生都是国内名牌大学的尖子,经过高度选择过的人,智力都没有问题。我会仔细看每一门的成绩,但并不是分数高就能入选,相反,我认为第一名和第七八名的实力并不相差太远。录取与否,智力以外的因素很重要。我们系录取过一个河南的学生,家在农村,初中就独自在县城 ,住校读书,吃过不少苦。在电话和电邮里,我感觉到她为人谦和,没有一些被宠惯的尖子生的趾高气昂。还有个学生,他会和老师“套瓷”,但不是恭维,套近乎,而是自己的确做过研究,对老师有真正的了解,提问很专业,很深入。这样的学生,不油嘴滑舌,让人感觉到懂得认真负责,尊重机遇。但有的学生过于自信,甚至有些傲慢,觉得自己不是去普林斯顿,就能去哈佛,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很难给人留下好印象。

进入普林斯顿后,他们会遇到什么样的困扰?

来上海之前,康毅滨在福建老家待了十多天。每天陪父亲、侄子去爬山。读五年级的侄子告诉他,在他们学校,老师让每个学生都要在班上找一个“对手”。每次考试 下来,赢得多的同学受表扬,输得多的要被批评。在这样的氛围中,班上学习好的同学也不大愿意花时间帮助成绩不好的同学。让康毅滨震惊的是,目前中国基础教育到处可见这样的“激励”方式。普林斯顿是金字塔尖上的精英学校,但对最终被普林斯顿录取的中国学生来说,与其说已经攀登到了金字塔尖,不如说真正的竞争刚刚开始。

而这时候,中国教育从小学——不,从幼儿园——就开始灌输的狭隘的竞争意识,清楚地烙在这些留学生的身上,困扰着他们。

问:中国学生到了普林斯顿后,会遇到哪些问题?

康毅滨:有些学生进入普林斯顿后,心态急,享受不了科学研究的乐趣,而把实验看作“计件劳动”,急于求成,一旦不如意,就垂头丧气。有些学生进来后发现,自己辛辛苦苦读了那么多年书考上来,但这并不是自己喜欢的、擅长的,很迷茫。还有,他们往往在人际关系上会遇到问题,觉得不受欢迎,孤单。

问:为什么会这样?

康毅滨:普林斯顿相信学习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是一个认识自我,发现自我,找到自己想要什么、热爱什么的过程,但国内教育系统出来的学生,常常是另一种心态:最好一进 学校,就有人指定给他(她)一个课题,而且是一个保证可以做出来成果的课题。就像解一道数学题,一定会有答案,做出来了就能拿高分。然后呢,就想靠这个课题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们基础扎实,学习勤奋,上进心强,应试能力强,成绩优秀,但缺乏探索精神,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比较弱,功利心比较强。

问:其实这是成年人的典型心态。

康毅滨:我们系有过一个中国学生,来普林斯顿不久,我发现他并不真正喜欢研究。后来他告诉我,其实早就发现自己并不热爱科研,但从小学到大学,他都是第一名,所有的人都指望他考上美国一流大学。他是为了别人的期待考普林斯顿的。其实这个学生小时候对生物很有兴趣,只是后来成人世界把他的实验成功与否过早地和名利、和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在这一行业真正成功的人,往往并不以出人头地为目的(如果只是为了这些,还有其它很多更简捷的路可走),而是享受探索的过程,包括其中许许多多的失败和得来不易的成功。

问:你刚才说的中国学生在人际关系上的麻烦,也是功利心造成的?

康毅滨:你看,我小侄子从小就被这么“教育”,从这样的思维里出来的学生,对竞争的理解会很狭隘,认为把别人踩在脚下就是胜利,把别人压下去就是成功。实验室是一个团队工作,有人发表论文,本来是大家一起高兴的时候,但一些中国学生往往有些闷闷不乐,似乎别人的成功就意味着自己的失败。有时科研项目八字还没一瞥,就 想“分家”,好算作自己一个人的成果……有些中国学生特别想快速成名。这样的心态,学校和家庭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在美国,成绩是一个人的隐私,不会公布出来,分数就不会造成那么大的压力。他们提倡团队的合作,互相帮助,共同提高。

问:两种意义上的竞争,就会产生矛盾。

康毅滨:这样的竞争意识过强,就会缺乏团队精神,以自我为中心,容易在工作和生活中造成和他人关系的紧张。比如,老生周末带新生开车购物,晚到了几分钟会被人埋怨,而新生却可以理所当然地在超市慢条斯理地货比三家,让老生在外面等几个钟头。还有学生问我:为什么去年邀请他去家里过节的那些美国人今年不再邀请他了呢……

有时候我会想,他们恐怕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从小到大,玩完的玩具,吃完饭的碗筷,换下来的脏衣服……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都帮他们处理好了,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自然会觉得理所当然。而多数美国学生的确比较有“公共意识”。实验室的垃圾通常他们处理得比较多。生物系有许多做后勤工作的员工,包括老鼠房负责日常喂养的工人,运送实验用品的搬运工和收发员,打扫实验室的清洁工等。每年到了圣诞节,我实验室的美国学生会牵头一起凑份子,每人出个五块十块,买个小礼物送给那些工人,以表示对他们平时工作的感激。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往往反映出一个学生从小所受的教育,以及将来他在事业上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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