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忙碌遮蔽的

轮椅，静静滑过大地

                                        　　　　　　　　　　　　　　　　　　　　　　　　　 ——怀念张鲁

1987年3月11日清晨的那次车祸以后，张鲁走路就再也没有声音。

在那个日子以前，穿着米色长风衣的张鲁在人群中风风火火地走过，常引得女生驻足侧目。他的模样俊朗，身材高大，酷爱运动的身躯活力无限。他轻轻一跃，登上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讲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那场演讲让他全票当选为第一个民选的学生会主席；他和同样一群年轻帅气的小伙子们在拉萨街头逡巡，只为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捕捉脑海里不知何时出现的灵感。有一天，当他踢踢踏踏地走在八廓街上时，那个灵感突然出现了，于是有了后来让他获得“飞天奖”最佳编剧的《巴桑和他的弟妹们》……

当然，这些画面都出自我的想象，是面对张鲁的老照片时习惯性地对过往的影像进行还原。

我第一次注意到张鲁走路是没有声音的，大概是在2002年的一个午后。

    我在工作间里打开编辑机剪辑片子，重庆秀山石堤古镇的孩子们唱的《欢乐颂》，一下子把有些阴冷的房间填塞得暖洋洋的。在那之前。张鲁和我率领一支叫“新世纪希望”的摄制团队刚去了趟秀山县，给石堤小学捐赠了现代教育音像电子馆。石堤是秀山最偏远的一个镇，在那里，张鲁创下了他伤残截瘫后的一个记录——连续坐了14个小时没有躺下休息。当我们的摄制组拍完最后一个镜头收工离开的时候，没有任何征兆地，孩子们在我们身边大声唱起来：“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

   “好东西啊！”身后突然响起张鲁的声音。我正专心编片，根本没听到有人进来。这一声把我吓得够呛！“你什么时候进来的？我怎么一点都不晓得？”我转过头问。他向下瞟了一眼。我低下头去，看到了他的轮椅。

轮椅滑过地板的时候，是没有声音的。

从那天起，凡是他认为有可能吓倒我的时候，他都会给我发信号。信号五花八门，有时是模拟的自行车铃声，有时是学两声猫叫，但更多的时候是唱歌。有时候，因为做事太专注了，看到他突然出现我依旧会大呼小叫，他会很委屈地说：“我刚才过来的时候一直在唱歌呢。” 

  张鲁的歌唱得实在一般，小朋友曦曦送他“左音王子”的雅号，我以为十分贴切，便经常这样叫他。但他从来不因此灰心丧气，仍旧依依呀呀地唱。张鲁走了的这些日子，我曾经努力回忆他当时都给我唱了些什么，但却一首都想不起了。印象当中那些歌都有浓浓的乡土味，或者，他是把所有的歌都唱成了乡土味？张鲁曾经在重庆彭水县当过三年知青，这段岁月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因此对中国乡村大地有极强的亲近感。他本人常常称自己是“农民”；写作编片的时候，他说“上工了”；吃完饭放下筷子，他会一抹嘴，用彭水县的方言说，“又得一顿吃！”；依依呀呀唱完那些小曲儿，他会满足地说，“哎呀呀，高兴！”

  坐在轮椅上的张鲁，走路没有声音，我却时常能听到他的歌声。他说，自己是个一开心就要唱出来的人。每天都能听到自己的歌声，对他而言是件令人自豪的事情。“你想想，我坐在这上面！”他拍着自己的轮椅说。

又一天，我们一起复习都很喜欢的一部老片子《纵横四海》。片中的一个华彩段落，是坐在轮椅上的周润发和钟楚红一起跳舞，很炫，很浪漫。

他回过头来看着我，有些调皮地笑。

“我还会像周润发那样在轮椅上和你跳舞，以前在康复中心专门练过的。要不要试一试？”

我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还是悻悻然放弃了。家里没有那么大的客厅。更重要的是，张鲁说他大学时候跳舞老去踩女生的脚，现在换了轮椅，舞技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

于是他会换一种花样。

看到我在编辑机前站起来，准备去客厅吃饭，他会问：“女士，要不要坐出租？”

我装着无可奈何地样子坐在他的双膝上。他说，“坐好哦，起飞了！” 然后奋力转动着粗壮的臂膀，熟练地拐弯，直行——在那一刻，轮椅是他胯下的骏马，他是草原上骄傲的骑手，一心想的是给马背上的姑娘炫耀他的骑术。

“怎么样？”他有些洋洋自得，“到哪里去找这么舒服的车子，而且免费！”

伤残之后，张鲁走得最多的路，是家门外那道狭长的坡道。

坡道连着一个篮球场大小的坝子。很多时候，这就是张鲁能拥有的全部天地。

2004年3月，我拍摄张鲁的纪录片《春秋》，和摄影师一起登上了院子里的一个顶楼。从9楼上看下去，坐在轮椅上的张鲁，静静地坐在院坝的一角，他的头顶是高楼围起来的四四方方的天空。一年中的大多数时候，张鲁仰望的，就是这样一方天空。这个俯瞰的镜头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每一次想起内心都充满疼痛——因为那个镜头像极了一个字：囚。

 除了夏季，重庆多阴霾，于是太阳天尤其的珍贵。对于张鲁来说，每个太阳天就是一个节日。因为高楼的遮挡，太阳能够晒进院坝的时间只有早上十点到中午一点，冬天的时候，这个时间更短。看到院子里进来第一缕阳光，张鲁便得了号令一样欢欢喜喜地出门。在太阳底下坐定了，把自己的两条腿稳稳地放在轮椅的踏板上，或者看书，或者沉思。这时再点上一支烟，那便是极乐了。

张鲁迷恋抽烟。用了“迷恋”这个词，是因为他的身体情况不能让他想抽就抽，所以他只能在内心偷偷地向往，有节制地喜欢。每次抽烟时，他会深深地、深深地把吸一口，再缓缓地、缓缓地吐出来，半眯着眼，贪婪而又享受。他的烟量是有严格控制的，这个量对于普通烟民来说是一个嗤之以鼻的数字：六支。为了能把抽烟的次数增加，张鲁每次只抽半支就掐掉。这样，他每天可以抽12次烟，均匀地分布在上午下午和晚上。张鲁说，每天早上点燃第一支烟，他脑海中的灵感就如同放了闸的洪水喷涌而出，每分钟80——120字的打字速度远远赶不上连绵不绝的思路。

我第一次从家里的客厅看到在院坝里抽烟的张鲁时，有触电般的感动。那一天春光明媚，风和日丽。坐在轮椅上的张鲁，如同暖阳下的大海，平静安详，波澜不惊，却拥有包容一切，温暖一切的强大气场。那股气场来自他的内心深处，旁人永远都不能彻底走进的内心深处——那里有时充满极深的哲思与体悟，有时却又空灵如皎月，从他的每一次呼吸中焕发出来，让周围的阳光和空气都带了他的体温和气质。那气质是雄性的、阳刚的、甚至是霸气的，却一定又是细腻的、浪漫的、柔情的。在朦朦的烟雾中，一切带有当下印迹的外物，轮椅、高楼、小院，都从画面中抽离了。我看到的，是一个行走在茫茫天地间的铁血柔情的侠士。

张鲁常给我说的一句话是，“日子悠悠地过。”是的，张鲁的轮椅就像一条小船，载他在岁月的河流里悠悠前行。我看到的他，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像他插队的彭水大山里勤劳的农民；该吃吃，该睡睡，不狂躁，也不抑郁。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他，和摄制组一起为农村的孩子们奔波；在演讲台上振臂一呼意气风发，让人流泪让人振奋——这些时候，我由衷地为他高兴，虽然他的身体要因此承受很多的不便甚至伤痛。但我知道，这些时刻是他生命绽放的璀璨瞬间，华丽如夜空中绚烂的焰火——他那灵动奔放的才思，真诚滚烫的情怀，是需要宣泄和绽放的。

是的，生命中更多的是平凡的日子。如果要把“伟大”这样的字眼加在张鲁头上的话，我想，张鲁的伟大，在于他赢了二十三年来每天都面临的战争。他必须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残缺的身体，每天重复比常人复杂几十倍的穿戴坐卧吃喝拉撒，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他每天实实在在地“过”着日子，这种日复一日看不到尽头的磨练，足可以摧毁一个人对生活的全部期待和向往。所以，张鲁还要小心翼翼呵护他的心灵，同绝望、烦躁、抑郁这些可怕的敌人作战。这种战斗是“带血带泪”（张鲁语）地惨烈，比克服身体上的病痛更困难百倍。这么多年下来，他的面容没有因为嗔怨命运而扭曲，他的眼神没有因为忍受痛苦而麻木空洞。被囚禁在轮椅上的张鲁，捧给这个世界的是一颗暖玉般的心灵：洁净，温暖，平和，包容，当然，还有坚韧。

“重要的是成为伟大，而非显得伟大。”

2010年11月12日凌晨两点半，张鲁离去。他走得突然而又安静，如同他的轮椅静静地滑过大地。他没有留下任何话语。我想，那是因为他在生前对他所爱的人们已经尽了心力。他深情地注视这个曾给他许多痛苦但也给他无限幸福的世界，然后潇洒地从轮椅上站起来，朝着另一番天地奔去。

那天凌晨三点，前往医院的途中，我打开了汽车里的CD播放器。命运又一次作了神奇的安排，就像在过往的岁月中曾经安排了我和张鲁之间的许多故事——我听到的是邓丽君的那首《再见，我的爱人》

Good-bye my love,我的爱人，再见。Good-bye my love,从此和你分离……

张鲁离去之后，他的一切在我的心中开始复活。那些平时不需要想起的点点滴滴，突然变得如此清晰，温暖得我可以触摸到它们的热度。可是，这些温暖的回忆不时要陷入张鲁离去带来的心灵空洞中，巨大的悲伤和失落很容易把它们吞没。我只有像张鲁曾经做过的那样，小心翼翼地呵护我的这颗心，呵护这些温暖的记忆。我想，总有一天，它们也会成为一颗温暖的玉石，坚韧而又恒久。就像张鲁在2004年1月 11日抄送给我的这首《诗经·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长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今天，张鲁离去已近一月。写下这篇小文，以此怀念张鲁，怀念我们相知相守的三千多个日日夜夜。

                                        徐蓓

                                2010年12月7日，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