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语言本论和人类语言

译者 anaxagras

人类精神生活的每个表达方式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语言，而这种理解又凭借某种真实的方法提出各种新的问题。我们可以探讨音乐和雕塑的语言，或者司法的语言，但那并非是指直接用来撰写德语或英语判词的语言，或者技术的语言，但那并非指技术工人的术语。语言在这里指的是在所涉及领域内用于精神内容传播的原则，比如在技术，艺术，司法或者宗教领域。也就是说，各种精神内容的传播就是语言，通过词语（Wort）的传播只是特例，只有人类的语言，或者那些依赖于词语传播，以它为基础的表达方式（司法，诗歌）才是如此。语言的存在不仅仅限于那些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完完全全是属于语言的人类精神表达的各个分支，而是存在于万物之中。无论是在有生命的还是没有生命的自然中，任何事件或者物体都以某种方式和语言相关联，因为任何物本质上都会传播自己的精神内容。这里“语言”一词完全不是比喻用法。因为众所周知，我们无法想象物体不在表达中传递出它的精神实质。即使与这种传播看上去（或者事实上真的）联系在一起的意识程度有大有小，也不能改变我们无法想象语言完全缺席这个事实。一个存在如果完全和语言无关就成了理念，但是这样的理念就落入了同上帝具有相同边界的理念的范畴，变得没有用处了。

我们只能说，在本文的术语里每种表达只要它是精神内容的传播就要被看作是语言。对自身完整的和最核心本质的表达当然要被理解成语言，不过想要理解这个被言说出来的本质，我们必须要问：它是对哪些精神本质的直接表达？可以看到，(比方说)德语并非我们所以为的“通过”（durch）它所能够表达的全部东西，而是对于“用”(in)德语传播自身的东西的直接表达。这个“自身”就是精神本质。这样我们首先就明白了在语言中传播的精神本质和语言本身是有区别的。那种认为物的精神本质正是存在于语言中的观点，以及把这观点作为假设的做法对语言理论来说是一道深渊，它时时有坠落其中的危险，所以它所要做的就是保持自己浮在上方不落下去。对精神本质和用来传播它的言说本质的区分是最早的语言理论实验，这种区别看上去是明确无疑的，所以通常将两者等同起来的做法就成了深奥而不可理解的悖论，“逻各斯”这个词的歧义性就体现了这一点。尽管这个悖论作为一种解决方案被放在了语言理论的中心位置，但它自始至终仍然是个不可解的悖论。

语言传播的是什么？它传播与自身对应的那部分精神本质。首先要明白，精神本质只是“用”语言而不是“通过”语言传播自身。也就是说，并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并没有哪个语言的言说者通过说语言传播了自身。精神本质是“用”语言而不是“通过”语言传播自己——也就是说：它和言说本质的外形是不一样的。精神本质和言说本质的共通之处仅仅在于它是可传播的。精神本质可传播的部分就是言说本质。所以，语言传播的是言说本质，而它的精神本质只有当其直接属于语言范畴时，才是可传播的。

语言传播的是言说本质，后者最清晰地表现形式正是语言自身。所以“语言传播的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所有语言传播的是语言自身。比如说，灯的语言传播的不是灯（因为灯的精神本质中可传播的部分显然不是灯本身），而是语言中的灯，传播中的灯，表达中的灯。 “物的言说本质是它的语言”，要理解语言理论就必须搞清楚这句话，搞清楚它并不是同义反复。它并非同义反复，因为它的意思是：精神本质可传播的部分是它的语言。这里的“是”（等同于“直接是”）是一切的关键。并不是像过去所认为的，精神本质可传播的部分在它的语言中表现得最清晰，而是这些可传播的东西直接就是语言自身。或者说，精神本质的语言直接就是它身上可传播的部分。精神本质可传播，它可以传播自身的原因在于：每种语言都传播自身。或者更准确地说，每种语言都用自身传播自身，它是最纯粹意义上的传播“媒介”。这个媒介角色是一切精神传播的直接性，是语言理论的根本问题，如果我们觉得这种直接性是有魔力的，那么这种魔力正是来自语言的本源。我们用魔力这个词来形容语言还有另一个原因：语言的无穷性。这来自它的直接性。正因为无法“通过”语言传播自身，所以“用”语言所传播的自身不会受到外界的制约，不能被从外界测量。所以所有语言具有独一无二的，不可比较的内在的无穷性。它的边界是由自己的言说本质而非陈述内容决定的。

物的言说本质是它的语言，这句话用到人身上就是：人的言说本质是他的语言。也就是说：人“用”他的语言传播自己的精神本质。人的语言是词语。于是人就这样传播自身的（只有是可传播的）精神本质，用它给其他物命名。我们还知道别的什么命名物的语言吗？不会有人提出异议，因为我们唯一知道的语言是人的语言。但这种说法也有问题，正确说法是说我们唯一知道的命名语言是人的语言，把语言和命名的语言混为一谈使得语言理论忽视了最深刻的一个思想：人的言说本质在于他为万物命名。

为什么要命名呢？人向谁传播自身？——这个问题对于人以及对于其他传播（语言）有区别吗？灯向谁传播自身？山呢？狐狸呢？——这里答案就出来了：向人。这并非人本主义。这个回答的真理性可以用知识甚或艺术来回答。也就是说：如果灯，山和狐狸没有向人传播过自身，人为什么要为它们命名呢？但是他为它们命了名，并通过命名传播了自身。他向谁传播了自身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还要考考大家：人如何传播自身？这个问题能够确保那些对语言的理解有根本错误的人露出马脚，把他们区分出来。人是“通过”他给万物取的名字来传播他的精神实质的吗？或者说，他“用名字传播”？在这种似是而非的提问方法中我们已经看到了答案。那些相信人类通过名字传播精神实质的人不会认为他们传播的是精神实质，因为那无法通过物的名字，也就是用以描述事物的各个词语来实现。他们只认为自己是向别人传播了一个物体，因为这个可以通过描述事物的一个词语来实现。这是中产阶级对于语言的理解，我们在后文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的站不住脚和空洞。他们宣称，传播的媒介是词语，对象是物体，受众是人。与此相反，另一种人不考虑什么中介，对象和受众。他们认为：人的精神实质用名字把自身传播给上帝。

在语言的领域内，名字是唯一一个具有以下意义和无与伦比的崇高含义的：它是语言自身最核心的本质。名字正是无法“通过”语言传播自身，而是“用”语言绝对地传播自身的。名字中传播自身的精神本质就是语言。当且仅当对象是名字时，精神本质才能完整地用语言传播自身。作为人类语言的遗传特质，名字保证了语言绝对是人类的精神本质。正因为此，在所有的精神本质中只有人类的精神本质才是完全可传播的。这就把人类的语言和物的语言区分了开来。因为人类的精神本质就是语言本身，所以它不能通过语言而只能用语言传播自身。而名字正是用以作为人类的精神本质的狭义语言的典范。我们都知道人类是命名者，纯净的语言出自人类之口。所有的自然之物只要传播自身就会用语言传播自身，这样最后都归结到人类那里。所以人类是自然的主人，能够命名万物。只有通过物的言说本质，他才能以名字的形式获得对物的认知。只有当万物从人那里获得自己名字，上帝的创世才完成，那时语言所言说的只有名字。我们可以把名字称作语言的语言（后一个语言不是指手段，而是媒介），在这个意义上人的的确确是唯一的语言的言说者，因为他用名字言说。人类被描述为言说的（《圣经》用的是“给名的”：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许多种语言都包含了这种形而上的认知。

然而名字不仅是对语言的终极呼叫，也是它的本性称呼。名字体现了语言的本质法则，语言按照这个法则言说自身，并以相同的方式称呼他物。只有在言说名字时，也就是说在命名万物时，语言（用它的精神本质）才是最纯净的言说。所以狭义上的语言全体，也就是说绝对可传播的精神本质，以及广义上的语言全体，也就是说普遍传播的（命名的）本质这两者最后都归结为名字。语言在传播性和普遍性方面不完整，用语言言说的精神本质并非整个结构都是言说的，或者说可传播的。只有人类才具有在普遍性和特殊性完全的语言。

有了这个认知，我们就不会把一个问题搞混了，虽说它具有最高的形而上学的重要性，但在这里首先可以把它清楚地作为一个术语问题来提出：精神本质（不必要是人的，也可以是物的，特别是语言理论中的精神本质）能否被看做言说的。如果精神本质和言说本质是一致的，那么在传播媒介上，物体和它的精神本质也是一致的，它用媒介传播的就是媒介（语言）自身。那么语言就是物的精神本质。于是精神本质先决的就是可传播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被直接归于可传播性，所以下面这句话：‘物的言说本质和它精神本质中可言说部分的本质是一致的’就成了同意反复，这里的‘可言说部分’是多余的。语言没有内容，它传播的是精神本质，也就是可传播性。语言间的区别按照其媒介的密度，只有级别上的区别，对于密度的两个着眼点是传播中的传播行为（命名行为）以及可传播之物（名字）。这两个领域只有在人类的名字语言中才总是自然地既泾渭分明，又融为一体的。

对于语言的形而上学来说，将精神和言说本质（后者只有程度上的区别）等同起来，也就意味着把所有精神存在按照其级别进行排列。这种分级排列发生在精神本质内部，无法被归入一个更高的范畴中。它把所有的精神和言说本质按照其实在或者存在级别进行排列。对于其中精神方面的排列，经院哲学家们其实早已不陌生了。不过从语言理论的角度来看，将精神和言说本质等同起来具有重大的形而上学意义，因为由它引出的概念成了语言哲学的核心，并且让我们看到了位于最隐秘处的语言哲学同宗教哲学的联系。这就是启示的概念。在所有的语言形式内部都存在着“被言说/可言说”同“不可言说/未被言说”之间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人们在把不可言说看成是终极的精神本质。于是，当把精神和言说等同起来时，这些颠倒的比例关系被否定了。所以现在的情况是：精神越深刻，也就是说越实在和现实，它就越是可言说和能被言说。这种等同的做法在本质上是为了明确精神和语言间的关系，从而实现语言上最实在也是最坚定的表达，这是语言的最简明和最确定。概括来说就是：被言说得最好的也正是最纯净的精神。这正是启示概念所要表达的，因为它把词语的不可侵犯性作为描绘精神本质在自身中所表达的神性的唯一和充分条件。宗教最高的精神世界（启示的概念）同时也是唯一没有不可言说的地方。因为它用名字言说，把自身作为启示言说。所以，就像我们在宗教中看到的一样，只有最高的精神存在才是纯粹建立在人和他的语言之上的，而所有的艺术，包括诗歌在内，都不是建立在终极的语言精神的典范之上，而是建立在物的语言精神上的，即使那已经是它最纯净的美丽了。哈曼说：语言是理智和启示之母，是它的起源和终点。

语言自身在物的自身中无法被完全言说。这句话具有比喻和字面的双重意义：物的语言是不完全的，而且它是无声的。对于物来说，它们不具备声音这一语言纯粹的表现形式。它们只能通过或多或少的物质性共通之处来相互传播自身。同所有语言的传播一样，这些共通之处也是直接和无穷的，它们是有魔力的（因为它们具有物质的魔力）。而人类语言的无与伦比之处恰好在于，他们与物的神奇的共通之处是非物质和纯粹精神的，其象征就是声音。《圣经》提到过这种象征性事实，它说，上帝把生气吹入人体，那同时是生命，灵魂和语言。

在研究语言本质的过程中，我们要借助《创世纪》第一章，不过我们既不应该把对经文的解释作为目标，也不应该在这里把经文作为我们思索的启示性真理来看待，而是应该寻找在语言本性方面，经文给出了什么结论，《圣经》的不可替代性首先就体现在这里，因为在原则上这些研究要求把语言看做终极的，只有在其展开中才能观察的，不可解释的和神秘的真理。《圣经》将自身看做启示，所以它必然发展出了语言的基本事实。在创世的第二章，也就是讲述生气被吹入时，提到了人是由泥土做成的。在整个创世过程中，这是唯一一次提到创世者用的材料，而其他万物都是凭他的意志被直接创造出来的。在创世的第二章中，人类并不是通过词语被创造出来的，就像上帝说。。。于是就有了。。。这些并非从词语中创造出来的人类被赋予了语言的天赋，于是他们就凌驾于自然之上了。

在创世的第一章中，这种发生在人类身上的创世行为的根本性革命也同样清晰可见，出自创世行为的人与语言间的特殊关系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联系同样得到了得到了确定。第一章中的创世行为虽然节奏不同，但都有一种基本的形式，唯有创造人类的行为与众不同。在这一章中并没有提到人或者自然与创造它们的材料的关系，“神造了”这句话是不是指用材料创造还有待商榷。但（在创世纪第一章中）创造自然万物的节奏都是：神说要有。。。神就造出。。。神称。。。在某些创世行为中（1:3的光和1:14天上的光体），只出现“要有”。这一头一尾的“要有”和“称。。为”显示了创世行为同语言间深层次的关系。它以语言的万能创造力开头，在结尾时，语言同以它命名的被创造物仿佛合为了一体。所以语言是创造者，也是完成者，它是词语和名字。在上帝那里，名字是有创造力的，因为它是词语，而上帝的词语是有认知作用的，因为它是名字。“神看着是好的”的意思是：他通过名字认知了它。名字与认知间的绝对关系只体现在上帝身上，只有在那里名字才是认知的纯粹媒介，因为在最核心处它和创造性词语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上帝用名字使得万物可认知，人类则根据认知命名它们。

在造人时，创造自然的三步节奏被一种完全不同的顺序所取代。语言在这里具有了另一种作用，这里同样保留了三个步骤，这种平行结构使得两者间的区别更加明显地体现了出来，在1:27中，“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而不是用词语，他也没有命名他们。他不希望将他们置于语言控制之下，而是将语言释放到人的身上，使之成为他们的创造工具。上帝休息了，将创世的工具交给了人。这种创世的工具在离开了神的身体后就变成了认知。人类在语言中认知，而上帝用同样的语言创世。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他按照创始者的形象造了认知者。所以我们需要解释下这句话：人类的精神本质是语言。他们的精神本质是创造出这种精神本质的语言。创造出它的是词语，而上帝的精神本质就是词语。所以的人类语言只是词语在名称中的反射。名字和词语的差距就像认知和创造的差距。同上帝词语的绝对不受约束和创造性无限相比，人的词语是受约束和分析的。

人的姓名（专名）是他对于神的词语最深层次的模仿，或者说人类语言所能达到的距离纯净词语的无限神性最近的地方，也就是它不再是有限的词语和认知的地方。专名理论是关于有限和无限语言边界的理论。在万物中，人是唯一一个为自己命名的，因为他们是唯一一个没有被上帝命名的。《创世纪》2:20说，那人给。。。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在这里引用这段话也许有些大胆，但绝非不可以。亚当刚得到他的女人，就为她起了名。（第二章她被称作女人，第三章成了夏娃）通过命名，父母将孩子献给了上帝。在形而上学，而不是词源学意义中，父母所给的名字不对应任何知识，因为它是为新出生的孩子命名。在严格的意义上，没有人（在词源学意义上）和自己的名字对应，因为专名是神的词语通过人发出的声音。通过它，每个人的创造得到了上帝的肯定，在这种意义上人也是具有创造能力的，就像某些（而且还颇为常见）神话智慧所表达的观点：人的名字是他的命运。专名是人类同上帝创造性词语的共通之处（但并不是唯一的，两者间还有其他共通之处）。通过词语，人被和物的语言联系了起来。人的词语就是物的名字。所以资产阶级语言观中的假设是错的，它认为指代物体的词语是随机的，是通过某种惯例建立起来的物的符号（或者它的认知）。语言不是纯粹的符号。不过，用神化语言理论来否定资产阶级理论也是一种误解，它认为词语是物的本质。那是不正确的，因为物本身没有词语，它们是由神的词语创造出来的，然后按照人类词语作为名字被认知。物的这种认知并非自发的创造，它们并非来自绝对不受约束和无限的语言，而是来自于当物向人类传播自身时，人类给它起的名字。在名字中，神的词语不再具有创造性，它的一部分具有了接受性，比如接受语言。这种接受的目标是物的语言，因为它无声，在沉默的自然魔力中放射出神的词语之光。

对于接受性和自发性（两者唯一的联系只存在于语言领域中），语言有它自己的词语，这些词语对于接受名字中的无名也适用。那就是把物的语言翻译成人的语言。有必要将翻译的概念建立在语言理论的最深层次上，因为它的影响面太大，作用太强，无法事后从个别方面来考虑。翻译概念最大的意义在于，每一种高级语言（神的语言除外）都可以被视作所有其他语言的翻译。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了语言间的关系是由于其各自媒介密度不同而产生的，所以语言之间是可以互相翻译的。翻译就是通过连续变化从一种语言过渡到另外一种。翻译涉及的是连续变化，而不是抽象的相等性或者类似性概念。

把物的语言翻译成人类语言不仅仅是把无声语言翻译成有声的，它要把无名的翻成有名字的。所以这种翻译是把不完全的语言变得更加完全，它所作的贡献只能是认知。翻译的客观性得到上帝保证。因为上帝创造万物，它们体内的创造性词语就是认知性名字的萌芽，因为上帝在造物的最后为它们命了名。不过显然，这种命名只是表示创造性词语和认知性名字在上帝体内是一致的，它并非先天地是上帝交给人类的那项任务的解决方法，这项任务就是为万物命名。人类接受了物体无声的语言，把它转化成有声的名字，从而完成了那项任务。要不是人类的名字语言和物体的无名语言在上帝身上具有亲缘关系，这项任务是无法完成的。两者来自同样的创造性词语，在物的身上变成用有魔力的共通之处传播的材料，在人身上变成用幸福精神传播的认知的语言。哈曼说：“人类在一开始时听到的，用眼睛看到的和用手触摸到的一切，都是活生生的词语，因为上帝就是词语。当口中和心中有了这些词语，语言的起源就变得自然，触手可及并且容易，好像儿童的游戏。”“画家”穆勒在他的《亚当的第一次觉醒和第一个幸福之夜》一诗中，上帝用这样的话呼唤人去命名：“泥土做的人，过来，依靠观察变得更完全，通过词语变得更完全。”观察和命名间的联系指的就是物（动物）的无声语言传播给人，被变成词语。在这首诗歌的同一章中诗人还提出，人类可以用来命名某物的词语，只能是那个创造了那种物体的词语。在下面这幅图景中，词语用动物的各种无声的语言传播自身：上帝按照动物的次序给它一个符号，按照符号它们从人类那里接受命名。通过这种近似崇高的方式，无声的创造物和上帝间的语言共通之处就出现在了符号的图景中。

物的存在中的无声词语要远远落后于人类认知中的命名词语，而后者又要远远落后于神的创造词语，所以，人类语言的多样性也就有了可能。物的语言只有通过翻译才能进入认知和名字的语言。当人类从只有一种语言的伊甸园中堕落之后，有多少种翻译，就有多少种语言。（不过，在《圣经》中，这个被逐出伊甸园的后果要到后来才显现出来）伊甸园的人类语言一定是完全认知的，而后来由于出现了多种语言，所以认知也就被不断分化，这种分化使得语言从原本作为名字创造物的位置上跌了下来。伊甸园语言一定是完全认知的，就连智慧之树的存在也不能隐瞒这个认知。它的果实应该提供关于善和恶的认知。但是在第七天，上帝已经认知了造物的词语，并且觉得那是好（善）的。蛇所谓的关于善和恶的认知，也就是知识（Wissen），是无名的。在最本质上它是无意义的，甚至它就是伊甸园中唯一的恶。关于善和恶的知识抛弃了名字，它是外部的认知，是对创造性词语的无创造力的模仿。名字在这种认知里走出了自身：犯罪堕落正是人类词语的诞生之时，在这种词语中名字不再是不可侵犯的，它走出了认知性的名字语言：内部的本质魔力走了出来，从而使其显现出来，仿佛这种魔力来自外部。词语应该（向外）传播自身。这是语言精神真正的犯罪堕落。向外传播的词语就像是用显然是间接的词语去拙劣的模仿显然是直接的创造性的神的词语，是幸福的语言精神和亚当语言精神的堕落。被蛇误导为善恶知识的人类词语，同向外传播的词语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物的认知是建立在名字之上的，而在其深层意义上，关于善和恶的认知就像克尔凯郭尔所说的，是“废话”，它唯一的净化和升级形式就是“法庭”，充斥在那里的同样是有罪者和废话连篇的人。关于善和恶的认知天然是判决性的词语。它的魔力与名字的魔力不同，但同样具有非常大的魔力。判决性词语将最早的人类赶出了伊甸园，这是他们自己导致和希望的，按照一条永恒的法律，这个判决性词语将人类的觉醒看做他们唯一的也是最深重的罪恶，并因此惩罚他们。在犯罪堕落中，名字的永恒纯净受到了破坏，但出现了判决性词语以及审判的严格纯净。对于语言的本质关系来说，犯罪堕落具有三方面的意义（其他的我们先不谈）。人类从纯净的名字语言中走了出来，把语言变成了工具（这是一种与他不相适应的认知），而且至少有一部分变成了“彻底”的符号，这导致后来出现了大量的语言。第二个意义是，为了修复在堕落过程中受到伤害的名字的直接性，出现了一种新的审判的魔力，它不再乐于在自己内部呆着。第三个意义也许有待商榷，它认为，抽象起源于某种堕落过程中的语言精神的能力。善和恶是不属于名字语言的不可命名和无名之物，把人类抛入了它所提出问题的深渊中。名字现在为语言的具象部分提供扎根的基础，而抽象的语言元素（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猜测）则扎根于判决性词语和审判中。抽象间接性的直接性（那是语言之根）存在于判决性审判之中。抽象传播的直接性是判决性的，因为在人类的堕落中，在具体之物的传播过程中，直接性或者说名字被抛弃了，由此堕入了一切传播的间接性，工具词语和空虚词语的深渊中。我们还要再说一遍，因为关于创世后世界善与恶的问题是废话，上帝花园中那棵认知的智慧之树并非是为了解释善恶而存在的，而是作为法庭的象征面对着提问者。这个可怕的反讽就是神话中法律起源的标志。

在堕落后，虽然语言的简介化已经出现多种语言打好了基础，但距离语言变乱还有一步路要走。人类已经破坏了名字的纯净，现在只需要离开对物的观察就可以了，因为正是通过观察，物的语言才进入人体内。这样把已经摇摇欲坠的语言精神从人身上夺走的工作就完成了。当物变得乱七八糟，符号就必然变得混乱。只要把物降格为愚笨的东西，那么把语言降格为废话也就几乎水到渠成了。巴别塔计划和语言变乱正是发生在在离开物的过程，也就是降格的过程中。

纯净语言精神中的人类生活是幸福的。但自然是无声的。在《创世纪》第二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被人类命名的无声是如何变成较低等级的幸福的。“画家”穆勒写到：当亚当谈到那些刚被自己起好名字，就离开他的动物时，他说：“看看那些高贵的东西，它们是如何从我身边跳开的，人类正是因此给它们起名字。”但是当人类堕落后，上帝的词语把这些都改变了，他诅咒田地，自然的面貌发生了最深刻的变化。现在出现了另一种无声，我们把它看做自然的深深悲伤。如果借给自然语言能力，它一定会悲伤地哭泣，这种看法已经变成了形而上的真理。（这里的“借给语言能力”不仅仅指“让它能够说话”）这句话具有双重含义，首先，它为语言本身而哭泣。无法言语是自然最大的痛苦（为了解救它，整个人类的生命和语言都被置于自然之中，而不仅仅像通常所以为的那样，只有诗人的生活和语言）；其次，它只会哭泣。不过这种哭泣是语言的最为未分化的和无力的表达，它几乎只包含感官的气息。有植物沙沙作响的地方，就永远伴有哭泣声。因为自然是无声的，所以它感到悲伤。但如果把这句话要颠倒过来，那就进入了自然本质的更深处：自然的悲伤让它失语。在所有的悲伤中，无言是最深的一种，它要远远超过无法或者不愿交流。悲伤感到自身完完全全被不可认知之物认知。被命名，特别是被如同神一般的和幸福的命名者命名，可能永远是悲伤者的期待。但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它们并不是被幸福的名字的伊甸园语言所命名，而是被上百种人类语言，在那里名字已经枯萎，但是按照上帝的决定，它们仍然被用来认知事物。在上帝之外，物体没有专名。因为上帝用创造性词语呼唤的就是它们的专名。但在人类的语言中它们被过度命名了。在人类语言同物的关系中，存在着所谓的“过度命名”，它是所有悲伤和失语（从物的角度来看）的最深的语言上的基础。作为悲伤的言说本质的过度命名还揭示了另一种值得关注的语言关系,那就是过度准确，它体现在言说着的人类的语言间的悲剧关系中。

雕塑，绘画和诗歌都有语言。诗歌语言如果不是完全建筑在人类的名字语言之上，至少也是部分如此，同样的我们也可以认为，雕塑语言和绘画语言可能以某种方式建筑在物的语言之上，它们将物的语言翻译成一种高级得多的语言，但后者仍属同一领域。这是一种无名的，非听觉的语言，出自物质的语言，所以，物的传播取决于它们的物质共通之处。

况且，物把世界看成未分割的整体，所以它的传播一定是通过共同性方式的。

对于艺术形式的认知，可以尝试把它们都理解成语言，从而寻找它们同自然语言的关系。比如，因为同属于声音领域，所以可以在歌声和鸟语间建立亲缘关系。另一方面，要理解艺术语言，必须了解它在最深层次上和符号理论的关系。没有这一点的话，所有的语言哲学就都不成体系，因为语言和符号间的关系（人类语言和文字间的关系只是一个特例）是本源和基础的。

这给了我们机会看到另一个矛盾，它存在于语言整个的领地中，同时与前面提到的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同符号间的矛盾具有重要的关系，但两者的关联不是马上就可以看到的。这个矛盾就是，语言并非总是对可传播之物的传播，同时它也是不可传播之物的象征。语言这符号的一面体现在其与符号间的联系，同时在某些例子中也体现在其余名字和审批的联系中。它不仅具有传播功能，而且极有可能还具有一种与其紧密联系的象征功能，在这里我们无法给出任何明确的提示。

于是，上面这些思考留给了我们一个更加纯净的语言概念，尽管它仍然可能是不纯净的。本质的语言是它的精神本质传播自身的媒介。这种永不间断的传播之流遍及整个自然，从最低等的存在一直到人，从人到上帝。人给予自然万物和他的同类（姓名）名字，从而通过这些名字向上帝传播自身。他按照从万物那里接受的传播给予它们名字，因为整个自然都被一种无名的无声语言所覆盖，那是创造性的神的词语的残余，作为认知性的名字，它存在于人体内，作为判决性的审判，它悬浮在人的头上。自然的语言可以被比作一道密令，每个岗哨用他自己的语言把密令传递给下一个岗哨，不过在这里，密令的内容就是岗哨所用的语言。自然的语言是所有更高级的语言都是对低级语言的翻译，直到最后呈现出上帝语言的澄澈，那是语言运动的归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