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前

六年前，我高考考砸了，我妈说，复旦是没有指望了，还是报北京的学校吧。我想了想，北京是王菲的故乡，就说好。

六年前，我和一个俄罗斯女人走在雅宝路上，她和我说中国人有一个恶习就是经常随地吐痰。我正辩驳说绝对没有这回事的时候，路边一个坐在三轮车上的中年男人用力一咳。伴随着一声响亮的吐痰声，那块痰划出一个清晰的抛物线，啪的一声落在我脚边。俄罗斯女人说，你看你看。我叹了一声气，什么都没有再说。

六年前，我下了十三号线地铁，从五道口地铁站走出来的时候，一个美国女人从后面追了上来，和我说她想认识我，因为我看上去很善良。之后我们约在多乐之日见。喝第一杯咖啡的时候，她告诉我，在02年她来北京之前，她爸妈异常担忧，以为北京这里满是稻田，还有很多人在热火朝天的搞革命。在多乐之日喝过两杯咖啡之后，我才知道，她想让我皈依基督教。在我坦诚自己是个绝对的怀疑主义者，不可能百分之百的臣服于任何一种理论系统或者信仰的之后，我们的联系次数直线下降。

六年前，一个英国女人愁眉苦脸的告诉我她第一次来北京，从机场到朋友家，放着所有家当的行李箱就落在了出租车后备箱里，再没有找到过，包括一件祖母送给她的祖传项链。而她的几个朋友都在刚到中国几天之内就接二连三的被行窃。甚至还有一次他们把相机就放在身边，对面也坐着朋友，正聊着天，相机就不翼而飞了。我问她，把所有的最值钱的家当最珍视的物件全都丢了有什么感觉。她说，没什么，只有把过去不带眷恋的全部抛弃之后，才能开始新的生活。

六年前，我完全分不清“沧桑”，“蚕山” “厂商” “苍山”的发音有有什么区别，对方实在听不懂的时候，我用英文和朋友解释我要说的那个词。可是后来，我发现，即便我发音标准字正腔圆，对方可能依然不会懂我想说的是什么。

六年前，我这辈子第一次吃到宫保鸡丁这道菜，才明白宫保原来是一种烹饪方式。在那之前，我听到陶喆的“宫保鸡丁”那首歌的时候，心想，天哪，陶喆真是个天才，居然创造了一个这么不知所云却有带着那么一点风趣和调侃的词。哦，当然，我还对四海乐的饺子居然能用西红柿鸡蛋做馅惊讶无比。但北京的饺子再好吃再多样，怎么也还是比不上妈妈亲手做的蒸饺。

六年前，我去听一场音乐会，最后一曲是卡门。中国观众一听到那熟悉的调子，情不自禁的开始和着拍子鼓起掌来，以为这是春节联欢晚会呢。指挥家异常愤怒，转过身来，挥起左臂，立起手掌，无声的叫停。观众们吃了闭门羹，场内一片尴尬。

六年前，我和两个女生一个男生一起夜登泰山。下山之后，我们在山脚的一个祠堂里游逛。我惊讶的在三叶草中发现了一支四叶草。另两个女生艳羡不已，纷纷说这是以后会幸福的象征。于是，她们顶着艳阳，弯着腰，流着汗，眯着眼，在嫩绿的草叶中搜寻着幸福。那么耐心，那么执着。一个小时之后，她们终于也分别手握着一支幸福，满意的离开了。不知道她们后来有没有幸福。

六年前，安和一个跳街舞跳得很好的亚欧语系的男生谈了一场很短的恋爱。分手的那晚，她一个人在寝室盥洗室里对着镜子唱着Yesterday, all my troubles seemed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我把她的声音录下来，一直留在我的旧手机里。后来她根本都不记得她曾经在盥洗室里唱过那首歌了。再后来，她和一个弹电吉他弹得很好的男生谈了一场很长的恋爱，异地，同城，分手，复合，出国，回国，最后在结婚之前分手。谈了十多场恋爱，对爱情一直带着热情和信仰的安后来和我说，我现在变得很现实了，最重要的就是把自己嫁出去。

六年前，我觉得美国是一个特别肤浅没有文化的国家。我想去英国。惟一原因是，我不知道从哪看了一篇文章，里面说，英国绅士们喜欢一种环保纸制成的黄色报纸，这样翻阅新报纸的时候就不会发出那种有失身份的纸张响声了。哦，我想，他们真是绅士。

六年前，一个男生说他对我一见钟情。他说他看见我纵声大笑之后立马换上一脸落寞就觉得我和他同是天涯沦落之人，我觉得他幼稚可笑；他带我去很昂贵的餐厅吃饭点了满桌子的菜，但几乎所有的菜都只吃了一口就剩下，最后刷卡时眼睛都不眨一下，我觉得他浮夸爱现；他和我走到湖边然后说起自己的父亲竟然潸然泪下，我觉得他惺惺作态；我一声走累了脚疼他就非得要求我坐下还给我按摩脚，我觉得他刻意献媚讨好。但后来，我只是看见他脸红了，忽然意识到自己很久未对一个人脸红过，就感动了。很快我们就在一起了，很快我们就分了，一滴眼泪都没掉，一点伤感都没有，一丝怀念都没留下。

六年前，我每天下午在学校操场四百米跑道上跑十六圈。冬天洗冷水澡，夏天洗热水澡。和我登山的山友都说我去登珠峰没有问题。

六年前，我和班里一个女生在周四早上忽然心血来潮，翘课，打包，直接去了火车站，买了两张火车票，直接去了北戴河。我们没钱住贵的宾馆，又不好意思在三更半夜唤醒小客栈老板，于是在路灯下坐了一晚，然后去干巴巴的沙滩上看冰冷冷的日出，然后坐火车回北京。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为了什么。

六年前，我是北语合唱团女高音的一员。我们最在意的事情不过是单纯地把每一个音唱好。周二晚上，我们排练完，不同声部的人三五成群，一路合唱着新学的Lilies, Hallelujah, Come Together Children，从排练室走回寝室，发出一串串“铜铃般的笑声”。

六年前，我和一个女生在寝室里听博比麦克菲林在摇摆巴赫演唱会上将Bach和Ave Maria神奇的变成合唱，将所有在广场上冒雨站着的观众都变成了乐器。我们两个人都听得哭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被音乐深深震颤到浑身每一个毛孔都在呼吸，每一根汗毛都立了起来。

六年前，我是精读课上惟一一个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堂课趴在桌上睡觉的学生。每天晚上，当班里的其他的女生纷纷去和隔壁清华男生约会的时候，我在图书馆里坐着，查一晚的字典，看一晚的课文，一直到图书馆闭馆为止。回来的时候，看见宿舍楼下全是相拥而吻的恋人们，看起来好像很幸福很甜蜜。教精读的那个女老师后来和其他人说，我像年轻时候的她。

六年前，每当我感到寂寞和惆怅的时候，我一个人带着耳机听着歌，骑着我那辆白色的单车，顺着学院路或者中关村东路一直往南骑，骑到三环甚至二环，再慢慢骑回来。看着自行车的影子在橘黄色的路灯下被拉长再缩短，我觉得，这就是我一直期待的大学生活，年少时光。孤独，但却宁静。

六年前，我去了一趟香格里拉。清晨五点，我们大家点着蜡烛，揉着惺忪的双眼裹上厚重的棉衣，从一片黑暗而且歪斜陡峭的客栈木楼梯一步步小心翼翼的走下楼。我一个人瑟瑟发抖却一句不言的站在观景台前的白塔边，眺望着对面雄伟而纯洁的梅里雪山。就在那短短的二十分钟内，我看着白色紫色粉色的彩云来了又去，我看着雪山从冰蓝色变成血红色再变成白色。一切世俗的嘈杂和纷扰在这一刻如同香叶烧出来的青烟一般消散于天际。在那气势夺人的日出景色之中，有什么东西悄然无声的打动了我，唤醒了我，激荡着我。一时间，我震颤不止，几欲涕零。后来，我一直也无法解读那片风景打动我的具体是什么，但我清晰的明白，那里潜藏着对我而言至关重要的什么东西。从此，所有人都说，我变了一个人。

那一年，让一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