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的来由

　看《新快报》今天（1月15日）的摄影版《被运来运去的孩子们》，是春运中随父母返乡的孩子，令人悲愤，祸延子孙、戕害中华民族的户籍制度可以休矣！
 　　

 　　本质来说，户籍制是为了方便征税和派遣差役而设计而成的制度，其意义尤其在差役方面。如果弄不清楚古代的差役，就不能正确地理解户籍制。
 　　古代的观点认为，“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役”，租，就是地租，因为国王或者皇帝，是土地的主人，交给他们的赋税，也一直叫做“租”或“租税”。但在古代，老百姓对皇帝的国家的义务，最繁重的倒不是交租纳税，而是服役当差。服役当差，是对老百姓人身的强制。老百姓服役当差的时候，丧失了一定的人身自由，所以说，这种服役当差，本质上具有奴隶制的特点，体现着被统治者身体上和精神上的臣服和顺从。
 　　皇朝要求老百姓纳粮当差，纳粮的事情比较容易控制，因为土地不能移动，只要向地主征收就可以了。但当差就比较难办，因为人是活的，是可以迁移的，是会流动的。这就需要有一套控制老百姓人身，限制老百姓流动的办法，以便在国家需要他服役的时候，立即可以找到他。
 　　户籍制就是为这个需要而产生，完善起来的。
 　　户籍制产生很早，在明朝达到了空前的强化。明朝的黄册制度，将老百姓按照户口编入里甲组织。每户人家的人丁事产，每户的户等，每户的户籍性质，被严格记录，“配户当差”。明朝的户籍大类分为军、民、灶、匠，下面又有极为详细的小类。这种划分，相当于今天的职业，但是，这种职业不是根据市场的需要划分的，而是根据皇帝的需要划分的。皇帝需要抬轿子的，就有“女轿户”，皇帝需要卫生纸，就有“纸户”，皇帝需要精美瓷器，于是还有“窑户”，不一而足。记载这种差役的簿籍，就是户籍。到后来，“籍”指的就是一个人承担的差役种类。根据皇帝需要划分的这种职业，就是一家人世世代代不能改变的差役，它是一个人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身份。
 　　户籍分类中最大的类是民户，也就是种庄稼的农民户。他们给皇帝承担的义务就是纳粮，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差役。按照著名明史专家王毓铨的观点，“纳粮也是当差”，民户给国家种庄稼，交粮食，就像窑户给皇帝烧瓷器一样，也是当差。当差是老百姓给国家不可逃避的义务，为了保证这种义务被履行，皇朝不但制定了户籍制度，还严厉禁止迁徙流动，人们被严格地控制在户口所在地，从事户籍所规定好的差事。
 　　虽然明朝对于配户当差非常严格，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人们大量逃走以逃避差役。因此，到了明朝后期，户籍制已经处于崩溃之中，到清朝终于实行“摊丁入亩”，将人们的差役负担，变成银子或粮食，摊入田亩负担之中。从这时候开始，地主向国家缴纳田赋，商人向国家纳税商税，差役制度不存在了，为此服务的户籍制也就瓦解了。
 　　户籍制的死灰复燃是上世纪新政权建立之后。为了让农民给国家种更多的粮食，就实行人民公社；为了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就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农民再次成为给国家生产粮食的工具。给国家种田，“纳粮当差”，就成为农民不可逃避的义务。虽然农村基层组织由历史上的乡里制，里甲制变成了人民公社制，虽然为皇帝纳粮当差变成为国家生产粮食，但是人民公社使用的户籍制度，与里甲制时期的户籍制度，是一脉相承的，而其严酷性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随着人民公社的崩溃，市场经济的实行，农民种田已经不再是他们对于国家的一项不可更改不可逃避的义务。人员可以流动，职业可以改变，户籍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它至今不能被取消，因为户籍制度在地域分隔方面，仍大有作用。城市仍然可以利用户籍阻止农民享用城市福利，而大城市尤其还能利用户籍制度把外地人拒之门外。户籍制的这种功能，倒是古代社会不曾有的，它完全是新社会的新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