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什么劝告青年最好不看中国书？

(作者：白振奎　陈婧) 

自古及今，莘莘学子在书山学海中寻寻觅觅时，总希望有人从旁指点、开示津梁，少走弯路。因此，在知识界，后生小子请硕学鸿儒开书目之风，绵延不绝；名人前辈们也“乐把金针度与人”，将自己的治学路数、心得体会悉数相剖，期使学问的薪火传承不息。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有一则书目与众不同，特别能吸引人们的眼球：它不仅交了白卷，说什么“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并劝告青年少看、最好不看中国书，而要多看外国书。是谁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发此惊世骇俗之论?身负垂范后昆之责，却出语“狂放”，这不是引领青年走向“邪路”吗?

开出这则特殊书目的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思想界领袖鲁迅先生。事情的来历是这样的：1925年1月，《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书目各10部。鲁迅先生是文化名人，故在被邀之列。应该报约请，鲁迅先生于2月21日发表了《青年必读书》一文，作为答复。《京报副刊》为此栏目专门印发了一种表格，分上下两栏，上栏是“青年必读书”，下栏是“附注”。在上栏里，鲁迅填的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在“附注”栏里填的是：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时——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却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文章发表后，各种批评、反对的声音纷至沓来，柯柏森、熊以谦等人撰文批驳，说鲁迅的经验是“偏见的经验”，说鲁迅“浅薄无知”、“糟蹋了中国书”；因鲁迅文中提倡“少看(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们由此推论，看外国书有亡国灭种的危险，甚至暗示鲁迅有卖国嫌疑。应该说，这两位作者的反驳文章无甚高论，他们看见文中有“批评”中国的字眼，并没读懂作者的深刻用心，立刻怒发冲冠，提笔论战。出于一腔爱国热情，不必苛责。殊为滑稽的是，竟有一位学者，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将鲁迅的意思完全歪曲，向青年学生泄愤道：“他们弟兄(笔者案：指鲁迅和二弟周作人)读得中国书非常的多。他家中藏的书很多，家中又便宜，凡想着看而没有的书，总要买到。中国书好的很多，如今他们偏不让人家读，而自家读的那么多，这是什么意思呢!”(出自赵雪阳致孙伏园信，见1925年3月31日《京报副刊》)

对于种种误解，鲁迅一一撰文回应，他用了一个比喻，说明自己“交白卷”的本心：“我向来是不喝酒的，数年之前，带些白暴自弃的气味喝起酒来了……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和青年谈起饮食来，我总说：你不要喝酒。听的人虽然知道我曾经纵酒，而都明白我的意思。”(1925年4月3日《京报副刊》)纵酒伤身，以此告诫青年不要喝酒，这个道理并不难懂；但是，自己读了很多中国书，深知其中的毒害，以此劝诫青年不要读中国书，这个道理不是那么显而易见，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的。那么，对于中国文化的态度，鲁迅何以如此激烈呢?距鲁迅“交白卷”至今，八十多个春秋过去了，往事似乎变得依稀仿佛起来。鲁迅这份书目，寥寥数语，只有断语没有具体解释，没有前铺后垫，孤立地看，确实容易引起误解。正如孟子所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笔者认为，要看懂这份书目，必须将其与鲁迅总体的文学理念联系起来综合考察。

鲁迅的文学观、文化观，受传统文化、西方思想、自身经历性格等因素综合作用，形成了极为鲜明的“英雄”、“天才”特色。基于这种鲜明“英雄”观去观照中国传统文学，他认为中国文学奴性十足，多是为历代统治者帮忙或帮闲的作品，歌功颂德、花鸟鱼虫，多是不关痛痒；而具有反抗精神、叛逆品格、复仇意识，敢于发出内心呼声的“英雄”之作如灵光偶现，寥寥无几，大概只有屈原、嵇康、阮籍、陶渊明的部分“金刚怒目”之作、唐末的小品文、吴敬梓《儒林外史》等少数作家、作品堪入其法眼。嵇康，是鲁迅最挚爱的诗人，他花了23年时间编校《嵇康集》，前后校勘达十数遍。鲁迅何以对嵇康如此“一往情深”呢?就是因为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惨死在司马氏的屠刀之下，是中国思想界千载难遇的异类，是“精神界之战士”(《摩罗诗力说》)，是鲁迅心目中的英雄。千载之下，鲁迅仍能从嵇康身上寻觅到精神的沟通，视其为知己。但在历史上，嵇康如鲁殿灵光、惊鸿一瞥，这般人物实在太稀有了。

那么，鲁迅为什么要青年多读外国书呢?他在中国文学、文化中难以引起心灵的交感和共鸣，故“别求新声于异邦”(《摩罗诗力说》)，到外国文学中去寻找同类。鲁迅一生耗费了惊人的精力和时间去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他一生译文著作三十一本，三百多万字，数量比他的杂文集和小说集加起来还多，其用意正在窃取外国的革命火种，照亮中国革命的道路。他发现，很多外国文学作品表达了“英雄”的气概，至少是表达了弱小者的不平之鸣。与他心灵契合的，正是弱小民族或被压迫阶级的反抗之作，俄国、北欧、波兰等国反映人民痛苦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作品，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拜伦、雪莱、密茨凯维支、显克微支、裴多菲等人的作品，都进入了鲁迅的视野。这些作家“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摩罗诗力说》)，他们的作品是心灵深处的喷吐。鲁迅劝人少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正是出于这种目的。

巧合的是，在鲁迅开这份书单之前两年，现代史上另一位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思想家胡适也为青年学生开了一份书单。我们把胡适和鲁迅的书单加以比较，颇能看出两人的差异。1923年，胡适应清华学校学生之请，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其中包括工具书、思想史、文学史诸部类共约190种，涵盖了四书五经、二十二子、集部经典、明清小说，还包括了若干佛经，俨然一座小型图书馆。今天看来，这些“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即使是开给大学文史专业教授、博士，也算绰绰有余!清华学生认为胡适开的书目太深、太宽，要求精简，胡适便在这份书目上加了一些圈，成为后来的“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39种，颇耐人寻味的是，胡适在答复《清华周刊》记者的信中说：“如果先生们执意要我再拟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我只好在原书目上加上一些圈；那些有圈的，真是不可少的了。此外还应加上一部《九种纪事本末》(铅印本)。”此情此景，令我们想起市场小贩为一毛两毛讨价还价的场面，而胡适对青年学子的殷殷期盼之情也赫然在其中了!

两份书目，两种性情，两种思维路径，可两人对于青年学生关怀、爱护的“慈父”、“导师”情怀是难分高下的。胡适从学者眼光出发，真心为青年指示治学门径，殷殷告诫，不厌其烦，呈现出平和亲切的长者形象；鲁迅则从思想家的角度着眼，以为“立人”比读书、作文更重要，“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文化偏至论》)，以醍醐灌顶的方式催人猛醒，鲁迅的一生，却像是思想界的“游牧民族”。有学者做了一个比喻，说胡适是饭，鲁迅是药。饭乃是人生日常所需，而对于于一个病入膏肓的民族来说，药尤其显得急迫。在思想史上，他们的意义是不可替代的。只可惜，后人将他们的差异过分夸大甚至对立起来，将他们划人泾渭分明、互不逾界的两大阵营，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他们的意义，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通过解读鲁迅和胡适的两份书目，我们希望人们对两位思想家、学者的真面目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