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双江之子事件看精英教育

近来李双江之子的顽劣事件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于教育的反思。这并不只是李家的悲剧和失败，其背后更隐藏着一群在过分宠溺、过高赞扬和过度保护之下成长的“精英少年”。李天一给他人造成的伤害不可逆转，引起社会极大愤慨。然而他既是施害者，同时也是受害者。这不应该是他的末日和人生的终结，他同样应该有机会将生命更新。

很多有识之士从各方面分析了这次事件，我看到了许多有深刻洞见的文章，在此就不狗尾续貂。我想借此机会谈谈的，是通过我的个人经历重审“精英教育”。

我曾经一路顺着精英教育的模式长大，绝对称得上一路名校，然而当我走进社会时，当我真正接触人生时，我惊觉过去的精英教育是残疾教育。我的两条腿根本不一样长。在做精英之前，我还不会做一个人！回头看那些狭隘的自私的精英教育，我感到反胃。这个世界不是不需要精英，然而究竟谁才是精英？精英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无意将一切问题都归罪给精英教育，必须承认，在成长的道路上，我也有自身的限制，我也要为许多问题承担责任。我重审精英教育，并不想纯粹批判，更希望可以探讨怎么做才可以让下一代拥有真正好的教育。

究竟什么是精英教育？

2012年8月17日，教育学者熊丙奇老师在博客上发表一篇名为《从博士抱怨下基层看我国的精英教育》 [1] 的文章。其中引述了一位厦大的女博士在微博上关于“下基层”的看法：“……考察收获：1、毕业后不下基层！2、毕业后坚决不下基层！！3、毕业后死都不下基层！！！减肥，回去找个好男人。”熊老师写道：“博士生下基层，通常被认为是深入进行‘田野调查’，加深对国情，尤其是我国低层社会的了解，然而，这位女博士下基层，显然不是搞什么‘田野调查’，而是希望被照顾好，吃好喝好玩好。”我想并不用对这位女博士过分苛责，谁都有自己成长的过程，况且这可能仅是她的一种略显极端的情感宣泄。也许通过这个事情，她可以好好思考自己为什么要读博士，受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她的这种想法，其实和她身处的社会、学院大环境是分不开的，只不过她将这种想法赤裸裸地表述出来了。这也令我们反思，精英教育的胸怀和目的是什么？我很认同熊老师的看法：“在我国的教育体系中，博士教育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是精英教育，旨在培养精英人才。而真正的精英人才，有三个基本特点，即有杰出的能力，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深厚的平民情怀。与这样的精英人才对比，我国培养的博士，杰出的能力谈不上，在社会责任感和平民情怀方面也有十分巨大的差距。不少博士生把精英人才理解为享有特权、拥有更多社会资源的阶层，调查显示，我国博士毕业生占相当比例将公务员作为首选。这样的‘精英’，根本就不是精英。

“我认识多位哈佛在校生，他们每年都利用暑假回国到我国中西部义务支教，没有学校组织，也没有学校发文要求‘地方接待’，他们回校后，也不会将此作为一项业绩进行汇报、展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社会责任心，和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热爱。他们的价值观，与美国的精英教育，强调社会责任感和平民情怀有关。”

我也曾经深深陶醉于拥有特权、优越感、等级分明、脱离底层的“精英光环”中。很多年后我才觉醒，看到自己的生命出了问题，原来我患上了严重的“精英病”。在病入膏肓中，我想的竟然是“离开美国去火星”。

“离开美国去火星”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做阿君。每逢我在寻梦的路上感到灰心失意，都会写信给他，而他也往往在回信中表达相同的困惑与偏执、改变与希望。他在北大获得化学学士和教育学硕士学历，按他的话说：“我本来奋斗的目标是离开老家去成都、离开四川去北京、离开中国去美国，最好能够离开美国去火星。”但是，“后来我放弃了离开。512地震发生后，我返回四川做志愿者，那段时间我重新建立对四川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决定毕业五年后回四川定居。”硕士毕业后他去了广东番禺的一间工厂，服务那里的工人。现在他真的回到了四川老家。

阿君的文字总会引起我极大的共鸣，使我对于自身生命有深刻反思：

“我的首要目标是放弃精英思维，踏实地站回平凡而卑贱的地面。求学时我的目标是成为精英，与众不同，初来番禺时，我彷佛被打回平凡卑贱的原形中，痛苦得辗转反侧。但当我从象牙塔的思维中走出来，接触最普通的流水线工人和办公室文员，我才明白到从前的教育理念太曲高和寡。我想，现在的基层生活对我们是有益的，因为亲身体会过贫贱的意义之后，我们才有行公义、好怜悯的基础。

“我生于底层，但是从读书开始便拚命脱离底层；现在重回底层，于我是一件幸事。否则，若我一直逃离面对底层，我的生命只会像草木禾秸的房子，遇火就烧得一点不剩。”

如今我时常为过去的狭隘、自私和骄傲感到羞耻。我重新学习一种品格——谦卑；学习“与哀哭的人同哭”，用平等的尊严接触所服侍的人，我这才感到活得更像一个人。

不再一味追求表现

当表现成为一种迎合的手段，当表现成为评价一个学生的唯一标准，当表现与真正的内心断裂，表现便成了一场盛大而华丽的表演，那些灿烂和兴奋，只不过是一张张聪明、勤奋、才华、自信的面具。而探究那副面具之下究竟是什么，则是个勇敢者的游戏。

社会和学校对于学生的衡量标准过于单一，势必会塑造出很多有着绝佳表现却生命枯干的人。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不是单看学业成绩，我们的学生都是多才多艺，舞文弄墨、琴棋书画、上天入地……他们都是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然而我们终究难以分辨，学习那些琴棋书画的动机，究竟是出于热爱，还是竞争，亦或是手段，是为了全面发展而全面发展？

与自己的内心和性情断裂失联，无论外在的表现多么出色，内里也是岌岌可危。在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中，人的智能至少可以分为这八种：语言智能、逻辑智能、空间智能、肢体运动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内省智能、自然探索智能。之后还有学者提出第九项智能，即存在智能。在我们过去的教育中，普遍注重培养学生的语言智能和逻辑智能。在一些“名校”的课程安排上，更是格外注重数理化竞赛以及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我们生来平等却各有差异，不是所有学生都有着一样的智能。虽然在一些条件较好的中学，空间智能、肢体运动智能和音乐智能也能得到一定的发挥，然而最不容易用“表现”来体现的人际交往智能、内省智能、自然探索智能和存在智能，则基本停留在尚待开发的状态。一个人绝非拥有全部智能才算健康发展，可是，过度开发培育一项智能，忽视其他可能更为重要的智能，就一定是不健康的发展。

一个学生可以在高中就自学完成大学的微积分或者分子生物学；他可以勤学苦练达致钢琴十级同时小提琴也技压群芳；他甚至可以在这些的基础上还是校游泳队的主力；他还可以写得一手好文章，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他可以被保送至北大可以获得美国常春藤多所学校全额奖学金录取——然而，拥有了这些出众的表现，他依旧可能对于自己一无所知！当他什么都可以选择的时候恰恰更加不知道自己的前路在哪里。知识并不等同于智慧。人生有太多的难题，不是光靠逻辑和才华就可以解决。在人生面前，真正可以依靠的，再也不是那些灯光和面具。

谁来告诉我，奋力卓越的目的是什么？我为何要害怕失败？我为什么如此年轻便感到“输不起”？我该如何面对挫折？我要如何面对死亡？我如何说“不”，该对什么说“不”？ 我是谁？我活着是为什么？我可以为社会、世界、宇宙做些什么？我的梦想是什么？我这辈子的召命是什么？

在单一的评价标准之下，便是单一的榜样。人人都渴望成功，然而对成功的定义却千篇一律。已经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只会出于惯性而走下去，他可能身怀绝技，但是并无真正令他满足的用武之地。有的人可能已经走得无趣又辛苦，但是他不知道除了这条路，还有什么别的选择？有的人一开始就不想走上这条路，但是他没有任何探索和发展自己道路的机会，所以从小就被标签为“失败者”和“异类”，过着本不属于他的生活，失去了他本该有的精彩。

我们每个人都独一无二，生活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本该有着不一样的梦想和人生，然而现今的教育，却是磨灭这些独特和多元，通过“表现”的衡量，将我们裹挟到成功的康庄大道上。这种衡量出现得越来越早，不只在小学，不只在幼儿园，不只在母腹中，在受孕阶段，竞争已经开始。一切不能也不该被策划的，全都被精心地策划着。

我们所盼望看到的教育，应该鼓励青少年追求真理、公义和智慧；为他们给予空间去施展生命无限的潜能；助他们点燃人生的理想；提供接触社会和参与服务的机会从而认识苦难和不公，可以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激发他们探索宇宙奥秘的热情、好奇和探索精神；培育认识自己，珍惜他人，懂得自律和与人合作的未来领袖。我们要追求的，不是不可一世高高在上的卓越，而是有灵魂的卓越。

全人教育，服务社会

我曾经参观过香港的几所中学，其中两间基督教中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一间学校的特色是生命教育。校长在介绍学校办学宗旨时提到，青少年的成长，包含三个方面：知识、品格和灵性。他还提到，一份“对于宇宙奥秘的赞叹”和“超越眼前问题的信仰眼光”尤为重要。那所学校隶属基督教中国布道会（中布会），而中布会的创办人是无私服务劳苦大众的计志文牧师。所以校长说：“我们学校的精神，就是无私的服务。”我听罢非常感动。反思我过去的思维，都是想着怎么让别人为我无私的服务，我所接触的学校精神，似乎“教书”多过“育人”，对于“知识”的执着，要明显强于“品格”和“灵性”。

在第二间学校参观的时候，令我更加惊叹不已。在这所学校为来宾预备的学校介绍光碟中，并没有出现每年学校有多少学生升入一流大学，多少学生拿到全优成绩，多少学生举办个人钢琴演奏会。它所强调且引以为豪的，恰恰是这所学校培养的学生，是如何关心社会，服务社会。然而它的学业成绩，同样在香港众多学校中名列前茅。

这所学校地处九龙一个相对贫穷的区域。然而这所中学的学生却多数来自较为富裕的中产家庭。正是因为如此，学校的社工老师更加注重培养学生关心邻居关心社区的情怀。他们响应“食物银行”组织的号召，将富余的食物集中起来，分享给有需要的穷人。香港很多连锁超市每天丢弃的水果、蔬菜、面包等食物，高达70%是没有过期或腐烂的“可避免厨余”。全港超市每天丢弃约87公吨食物，其中三分之一尚可食用。为了不让拾荒者捡到其中未过期的面包，他们会在面包上淋上漂白水，宁愿浪费，也不愿捐给食物银行 [2] 。学生通过食物回收再分配的活动，便看到这个表面光鲜的城市，在利益和贪婪的驱使下，充满着不公不义。学校社工不会让学生直接接触领食物的人，而是通过类似“食物银行”这样的中间人。因为他们相信，尊重受助者的尊严同样重要。此外，学校还会组织学生亲身体验贫穷。在学校所处的街道附近，有许多露宿者。平时我们路过这些人，多是遮掩口鼻，目露鄙夷，从来没有思考过他们的感受如何？更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令他们无家可归？是他们懒？是他们蠢？是他们活该？在学校的体验活动中，学生也会像露宿者一样躺在天桥上或者立交桥下。他们要忍受行人的白眼和唾弃，他们亲身感受躺在大街上，在尾气和各种喧嚣中，人的灵魂究竟是怎样的。学校还会安排学生和一些露宿者交谈，使得他们认真思考，贫富悬殊的背后，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作为城市明天的领袖，他们又该从现在开始做些什么？

另外，学校还组织学生为智障人士宿舍绘画壁画，因为他们每天都要面对四面墙，如果可以色彩丰富些，心情也可能好些；他们开放学校电脑室，由学生教附近的老年人上网，其中一位老人更是第一次给远在北美的孙子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他们鼓励彼此服侍，定期组织学生去内地或境外参加短宣活动；他们走进残障人士的生活，和他们一起吃饭；他们学做幼师，按学生能力自己准备教具，每个人都有参与和贡献……我在这所学校看到了青年人应该有的活力和热情，感受到青年人应该有的责任和担当，更欣慰他们才是这个社会明天的希望。

在我读书的年代，参加社会服务的机会实在太少。所有人都告诉我们：“只要学习好，什么都不用管。”而那时的视野也太过单一，每天的生存就是为了学习，学习就是为了考试，所有的考试都服务于最终的高考。所以那时很多同学的人生梦想就是考上清华北大。那时很少有人会问：“考上之后呢？”所以有人考上了心仪的大学之后，便突然发现人生价值和追求完全坍塌，似乎再也没有支撑自己走下去的动力。然而也有人会描绘之后的人生梦想：抓好学分绩，找到好实习，拿下GRE，要么出国Ph.D，要么大公司里好福利。不过开始有些人会问：“那么之后呢？梦想和目标，究竟有什么区别？”任何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如果一味关注自己，就越看不清自己；越是沉浸在自己的得失利益中，就越难以得到真正的平安和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