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清17亿罚款后，中兴之殇迎来最终话…

2018年6月6日，中兴签署了一份撤销美国商务部采购禁令的协议，在支付了10亿美元罚款、3.61亿美元的民事赔偿以及4亿美元的第三方保管保障金后，美国商务部终于允许中兴恢复与美国厂商的采购业务。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不存在永远的敌人，有的只是利益”

恐怕连丘吉尔都不会想到，这句影响世界的名言在半个世纪后，仍然能适用于商业世界的格局，而这也完全概括近期中兴故事的全部过程，无疑对于中兴而言，长达一个月的噩梦终于结束了。

纷争的源头

2018年4月16日原本是个平凡的日子，但美国商务部的一纸新令，彻底打破了该有的平静——其正式发布了对中兴通讯的制裁。

美国商务部下发通知，在未来7年内禁止美国公司与中兴通讯开展任何业务，其中包括技术、芯片、软件等零部件的销售交流或授权，时间由2018年4月至2025年3月。而禁令所给出的理由是中兴违反了美国限制向伊朗出口的制裁条约。

但这并不是故事真正的开头，如果我们将时钟往前拨动，不难发现，早在2012年，中兴通讯对伊朗的出口行为就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事实上彼时联合国已经在两年前通过了对伊朗的进出口制裁法案，“顶风行事”的中兴在2016年3月被美国商务部点名通报，以“违反美国出口限制法规”为由，对中兴采取为期7年的限制出口措施。

随后，中兴与美国商务部展开了长达一年的谈判。

利用其他公司“借壳”的模式，秘密向伊朗或朝鲜出售受限美国元器件的做法，一直都是国际公司不宣的公开秘密，无疑在此之前，中兴一直不认为美国商务部会对其“动真格”。

但美国商务部已经磨刀霍霍向中兴迈进，最终在2017年3月，这场漫长复杂的谈判以中兴承认向伊朗和朝鲜违规出口，许诺支付12亿美元罚金并处理相关涉事高管而告终，而这也成为了美国针对中国公司违反制裁法例所开出的最大罚单。事件直接导致中兴全面更换高层管理，CEO史立荣离开，原先的CTO赵先明成为新CEO。

不过故事并没有在此时结束，在随后的一年内，美国商务部再次抓到了中兴的把柄：美国方面发现在上一份协议中明确将受到处罚的35名高管不仅没有得到处罚，甚至继续享受着高新厚职的待遇，这意味着中兴此前两次提交给美国政府的函件都做出了虚假陈述。正是这一点，直接激活了两年前美国商务部对于中兴通讯的禁售令。

毫无疑问，对于美国元器件需求量巨大的中兴而言，禁售令意味着灾难的开始。

制裁对中兴的打击远比想象更大

在与美国商务部完成初次谈判的2017年，中兴通讯刚取得了近年来最漂亮的成绩单：2017财年里营收1088.82亿元；净利润达45.68亿元同比增加几乎达到300%，现金流增幅达37.26%，资产综合增长至1439.62亿元负债率下降2.16%。

其中不仅中兴的无线网络、光传输以及数据通信产品表现亮眼，中兴的智能手机业务也在2017年的美国市场取得了突破。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兴通讯已经稳坐北美第四大智能手机制造商多年，从2015年开始，中兴就以8%的市场份额仅次于苹果三星LG，成为北美第四。根据Counterpoint的Market Pulse项目的最新研究报告，中兴在2018年第一季度已经取得超过10%的市场份额。

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行业逐步向5G网络迈进，中兴作为行业中第一梯队的领先者，自然要准备大展拳脚。禁售令的生效无疑提前断送中兴通讯在5G时代的命脉，由于供应链的高度全球化，无法向美国企业采购元器件，意味着中兴产品的研发、销售都将停摆。

在美国商务部宣布禁令的第二天，中兴在深圳和香港交易所的股票宣布全面停牌。而在5月9日，中兴发也发布公告表示公司的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事实上在国内，中兴的智能手机业务也已经因为事件受到影响，京东、天猫以及中兴官网的中兴手机都显示无法购买。

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兴，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下，一家国际企业的生死存亡，往往关乎着上下游公司的利益。由于所涉及业务广泛，中兴与Intel、Qualcomm在内多家美国企业保持着商务关系，不仅每年产生高达数十亿美元的采购，还在美国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而在事件发酵之后，与中兴保持紧密合作的几大供应商估价出现了明显的下挫，其中注明的光纤网络设备制造商Acacia Communications狂跌36%，几乎来到了历史最低位。

表向的背后是摆在所有中国科技公司面前的难题

可以肯定的是，若不是身处中美全面开启贸易战的紧张期，美国商务部必定不会如此揪住中兴不放，而中兴的震动也从一个独立的商业事件，顺理成章的上升到了大国间相互博弈的高度。

2018年5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个人推特上表示“President Xi of China,and I,are working together to give massive Chinese phone company,ZTE,a waty to get back into business,fast.”（正在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主席共同努力，寻找恢复中兴通讯业务的方法）。同事，特朗普还承认，中兴事件已经造成很多工作岗位的丢失，已下令商务部着手解决。

正是两国领导人的推动下，最终中兴通讯才取得了重新谈判的可能。

代价也是惨痛的，中兴已经确定向美国商务部支付10亿美元罚金，3.61亿美元民事赔偿，4亿美元第三方保管保障金以确保将在未来符合美国进出口规定以此换取禁售令的撤销。于中兴而言，这也无奈的结局，目前中兴通讯拥有8万名员工，超过30万股东，并和国内外多个上下游产业链企业保持合作，同时也有着亿万的普通用户在直接或间接得使用中兴产品，对中兴这样承担着企业责任和社会责任的跨国企业来说，生存是第一要务。以严苛条件换回企业的生存与后续发展，是中兴不得不接受的条件。

中兴的事件，不仅是所有中国跨国企业的一次风险教育，更是一份引人深思的经验教训。近年来，随着中国科技企业的迅速崛起，美国在高新科技领域对我国的遏制也逐步凸显。特别是在国内鲜有人问津的芯片领域，无论是当前大热的人工智能、还是即将到来的5G行业，智能驾驶领域，都需要核心芯片的支持，而这一领域在国内却凭空留白。

事实上，如何摆脱外界的遏制，几乎是摆在所有科技企业面前的难题。从iPhone4开始，苹果就一直在加强核心元器件的研发，如今iPhone不仅全面采用著名的A系列处理器，甚至在核心部件的供应上全面采用双供应商策略，绝不让产能被一方左右。

这不禁让人想到了另一家中国著名的通讯企业华为，早在2012年，华为就已经开始着手处理器的研发，现在华为已经成为苹果三星之外，第三家大批采用自主研发芯片的手机厂商。不过即便如此，受限于通讯和芯片等基础专利问题，华为依旧难以摆脱美国供应商的束缚，诸如CDMA通讯专利等，仅能通过与高通或是Intel的专利交换的方式获得。

如何掌握行业话语权，不再受制于人，或许将会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科技企业所需要探究的问题，而这也将进一步提升国家在贸易战中的主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