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我姨读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个男生，家里特别穷，穿得特别邋遢，但学习特别好。我姨后来说起这个人，印象主要是四点：第一，那人几乎不梳头，好像梅超风；第二，那人穿的是一双只剩前半截的拖鞋；第三，那人常常中午去菜场趁乱摸一把小白菜回去放一点点油用水煮了吃；第四，那人的记忆力非常好。

怎么个好法呢？有一次老师突然抽查背课文，那男生被抽到了，他说：“我还没有背过。”但又补充了一句：“给我几分钟，我现在背。”接下来的几分钟，就好像一场戏。那男生很快地在书页上扫着，然后就开始背。“一字不差！”我姨说。这男生后来不仅考上了大学，还出国留学，再往后就断了音信。——这是一个让我难以置信的故事。但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同年级有个男生把这个背书的故事重复了一遍，原来是有神人的。

另外一件事是我舅舅无意间说起的。他读中学的时候，教英语的是一个有些驼背的老头。这是一个被打成右派的老头，肚子里有墨水，但没人买他的账。我舅舅说，当时这老头歪着身子，伸长了手在黑板上写漂亮的板书，班里的二流子学生就会走到讲台前，拿个黑板擦跟着那老头。老头一边写，学生就一边擦。老头也不怒，学生擦完了一黑板也就没了兴致，老头从头再写一黑板。我舅舅说：“他看得很透，讲课也是讲给自己听，眼睛老是往天花板上看。”

再就是我妈的一点小经历。当年我大舅已去参军，而我妈身体不好，按政策，她就不用下乡插队，可以在家里呆着了。但那时候，我姥爷姥娘年轻气盛，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我妈死活想离开这个家。我姥爷教训她：“你万一插秧插到一半，昏在田里死了都没人知道！”我妈回嘴道：“我死也要死在农村！”就这样，我妈顶着父母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做了一名知青。她的一个姓潘的玩伴则根据政策优惠而留在了家里。日后铁路招工，我妈和其他许多知青一起被分配到铁路部门，而那个玩伴则进了粮站。一开始，那玩伴还是很风光的，但没几年，票证一取消，粮站很快就萧条了。谈起这一段，我妈总是很感慨：“如果当年我不去农村，现在也就像你的潘阿姨，下岗跑去福州当保姆了。”

我妈至今还记得她的第一个工友金雅萍，记住的原因却不是金雅萍本人，而是她老公。和当时多数吃喝玩乐的知青不同，金雅萍的老公还在读书，准备考大学。金雅萍过得很省，总是把工资用来贴补老公的学习和生活，也不太和其他工友来往。有一次简直是破天荒，几个工友去金雅萍家玩，正聊着天，她老公回来了，朝大家笑一笑，就躲进屋子里学习去了。这样一来，大伙也就不好再做声，很知趣地离开了。我妈后来和我说：“一看就和别的人不一样，文气，白净，是个读书人，不会和我们这些粗人浪费时间。”后来金雅萍的老公如愿考上了大学，几年之后，金雅萍也辞了职，陪老公出国了。

说起造化弄人的考试，我姨的经历称得上戏剧性。当时上海支援我们市筹建丝绸厂和棉纺厂，一时间全城的青年女性都盯着两个厂的招工考试。我姨和邻家一个叫小玉的女孩搭伴复习。在此之前，我姨曾经三次高考，三次落榜，成绩一次比一次差，可以说是考场的老油条了。对于这次意义重大的招工考试，她基本是雷声大雨点小。我家人常讲的一个故事是，我姥娘心疼我姨和小玉熬夜复习，特地做了两碗糖水煮蛋端过去。一进门，小玉的确还在紧张地看书，而我姨早已睡得不知东南西北了。结果自然是小玉考上了，而我姨再度落榜。当年能够考上丝绸厂和棉纺厂，真是无限风光——先不用工作，而是去苏州、常州学习几个月！对山沟沟里的人来说，那可是响当当的大城市，名副其实的出远门！回来之后，小玉整个人都变洋气了，而我姨只能灰溜溜地和我姥娘一起去车站当装卸工。

两年后，铁路部门又招工了，我姨吃够了教训，这次终于发了狠劲，考了个第一名。后来谈起这段往事，我姨说：“还好考丝绸厂的时候我天天睡觉了，不然的话，当时是风光，后来就只能等着下岗了。”小玉下岗后在街边摆起了小摊，我姨每次路过都会尽量买点东西，帮衬她的生意。但对于当年另外一个考上丝绸厂的同学大美，我姨就不那么客气了，因为大美当年考上之后，“得瑟得简直要上天”，嘲笑我姨没本事才去当装卸工。十几年之后，大美也下岗了。她最终的落脚点恰恰是去车站当了一名装卸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