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城民歌节对我个人的影响，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那是在2001年，我的那本《来自民间的叛逆》基本完成，但缺少当代民歌的视角，恰在此时我的室友建议我去参加费城民歌节，她姐夫是那个民歌节的常任理事，帮我搞定了一个志愿者的位子。就是在那次民歌节上，我见到了书中写过的很多人物，包括Richie Havens，Tom Paxton，Judy Collins，Janis Ian，Arlo Guthrie和Sarah Guthrie，还新认识了很多牛逼的音乐人，包括Tempest，Laura Love，Roy Book Binder和Nickel Creek。
更重要的是，我加入了一个取名Canada的小团体，认识了一帮和我差不多同年龄的费城民歌爱好者，尤其是一支取名为Full Frontal Folk的4人女子乐队，更是我的最爱。后来我连续参加了4届民歌节，还为FFF乐队拍过一个纪录片。此后我回国，逐渐和他们失去了联系。
今年是费城民歌节的50大寿，我想办法在那个时候过境美国，时隔6年之后再一次回到了那块梦寐以求的青草地上。Canada的营地基本上没怎么变，只是我们标志性的那个红白相间的帐篷变脏了：
费城民歌节可以被分成两块，一块是正式演出场所，一块是露营区。真正的民歌节发生在露营区，我当年在描写露营区每天晚上的盛况时曾经这样写道：
我觉得自己仿佛来到了一个古老的农庄，劳动了一天的人们回到自己的家里，喝上几口解乏的米酒，然后邀上三五个知己，弹琴唱歌，自娱自乐。也有一些游吟歌手，背着乐器走街串巷，以琴会友，跟新交的朋友学唱新歌，再把自己在其它地方学会的歌曲传给新的朋友。民歌的传统就这样一代一代地延续了下来。对我来说，这次费城民歌节就是把民歌的历史浓缩成一个星期展示给我看，民歌爱好者们用音乐把这个偏僻的农场变成了一个世外桃源。
可是，今年的露营区和10年前相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不再弹琴唱歌，而是开始热衷于各种喝酒游戏。当年的几个民歌高手仍在，但应者寥寥，年轻人更喜欢敲鼓，更简单，更直接，更容易发泄过剩的精力。
FFF乐队的情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Jen患上了乳腺癌，化疗摧毁了她的身体，吉他已经弹不了了。Court离了婚，又有了新的男友，人很好，却是一个不怎么喜欢音乐的人，Wendy生了两个孩子，不得不花去大量时间照顾家庭，只有Thea还是那副朋克模样，但她在日常生活中很不得志，一直找不到一个像样的工作。
好在今年FFF再一次重新聚首，在小舞台上表演了几首歌，下面请看她们唱的一首滑稽小品《Dona Nobis Beer》，是关于喝啤酒的：
我当年曾经写道，民歌节是如今唯一还能找到当年伍德斯托克影子的音乐节。可新一代嬉皮士们应该叫做“塑料嬉皮”，他们处处都在模仿当年的前辈，但已经学不像了。他们酗酒（而不是服用LSD），穿着从商店里买来的扎染体恤衫，吃着包装食品，胖子很多，他们开着好车，用手机上脸谱网站，发帖缅怀当年的盛况。他们一遇到下雨天就跃跃欲试地玩滑泥，这是当年伍德斯托克最具代表性的场景，但看看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是怎么滑的：
我越来越意识到，民歌节最吸引人的地方其实是一种新型的集体主义，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简化了的宗教。所有的参加者都亲如兄弟姐妹，而且通过各种肢体语言强化这种亲密感。最终，所有的参加者都成功地从这里找到了归属感，又因为大家崇拜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音乐之神，所以对不同的个性相当宽容，这一点是任何宗教都不可能做到的。
不过，这种集体主义狂欢不能光靠音乐来维系，需要点别的东西，这就是对世俗生活方式的反抗。无论是扎染体恤衫还是滑泥，无论是大麻还是烈酒，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叛逆情绪的宣泄。但是，如果没有了音乐这种最重要的表达媒介，反抗还会存在吗？集体主义狂欢还能继续下去吗？我深表怀疑。
今年是激光唱片诞生30周年，这种当年曾经被寄予厚望的音乐媒介还没过完30岁生日就几乎已经死了。CD的死亡是音乐产业的一个缩影，如今的年轻人，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已不再愿意花时间苦练技术。参加费城民歌节的美国年轻人最喜欢敲鼓，因为技术含量最低；中国的流行音乐越来越成为卡拉OK的天下，不是因为中国人爱唱歌，而是因为唱歌同样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一种表达方式。
随着CD的消亡，音乐不幸地做了陪葬。
不管怎样，我还是很高兴能有机会庆祝民歌节50大寿的，因为我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今年的民歌节遭遇了3次雷阵雨，Canada的主帐篷被吹坏了。大家齐心协力把它拆了下来，打算找个地方放把火把它烧掉。
梦醒时分，曲终人散。
（关于这次费城民歌节的详细报道，请参考本期《三联生活周刊》，封面是阿里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