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逸事】苏北杀人事件

辛亥革命中寻找避难所的平民。 摄影_Olive Archive

文_杨早（文化学者）

辛亥逸事之十四

百年前的10月10日，武昌城数声枪响，一场仓促的起事意外成功，催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本刊特辟“辛亥逸事”栏目，以讲故事的方式，再现辛亥革命发生前后的细节，勾勒出中国百年历史进程的线条。已刊发系列文章《让子弹飞》、《三位北京客的辛亥年》（上下）、《天下未乱蜀先乱》、《袍哥革命》、《断了皇帝的后路》、《绅士的败局》、《湖南的人头》、《娘子关头换王旗》等。

他出生在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的驸马巷，小名叫大鸾。

他家本是浙江人，祖父来山阳当知事，就此落地生根。父亲常年在外谋事，很少回家。母亲是前清河县知事万青选的女儿，因此他幼时也去清河县清江浦镇（今淮阴）住过一段时间。

清江浦和山阳县在清末之前都是非常重要的城市。清江浦驻着朝廷委任的江北提督，军事上与驻南京的江苏提督划江而治。一省而有两提督，什么意思？这说明苏北地区的重要。自古以来，号称天堑的长江从来起不到决定南北胜负的作用，决战的战场往往在长江与淮河之间的地区，得江淮者得天下。

山阳当然也是重镇，人称“七省之咽喉，京师之门户”，因为漕运总督署，就设在山阳城内。清后期，漕运转为海运，山阳热闹不如往昔，然其“襟吴带楚”的地理位置仍十分紧要。

说到此，我们不禁很期待这位十三岁的大鸾，生长于“东南第一州”，官宦之家，素爱诗书，而且有一位与同盟会走得很近的表舅，他会怎样观看辛亥光复这幕大剧在运河岸边上演？

只是，大鸾在1910年春天去了东北投亲，他的一位堂伯父在奉天省银州，就是今天的“大城市”铁岭。秋天又搬到了奉天（沈阳）一位伯父家，入新建的奉天第六两等小学堂读书。辛亥年武昌事变后，大鸾剪去了辫子，并在一次修身课回答老师“读书为何”的提问时，说出了那句名言：“为了中华之崛起。”

他知不知道，遥远的故乡，正在经历何等的扰攘不安与血的洗礼？

江北乱局

九月初十（10月31日），袁世凯出山前夕，段祺瑞奉调入京，将往武汉前线接替冯国璋，朝廷调狼山镇总兵杨慕时任江北提督。杨慕时未到任前，由淮扬海兵备道奭良护理督印。当时清江浦驻新军十三混成协，相当于后世一个旅的兵力。奭良是旗人，已经六十多岁了，“平日专肆饮博，喜人逢迎”，现在忽然要他来暂管一协新军，实在是勉为其难。

段祺瑞离开才四天，九月十四日晚九时，突然有数十名新军士兵，跑步到道台衙门，列队，举枪，放！放了两排枪，并未伤人，各回本营。

这是什么意思？奭良摸不着头脑，跟幕僚们商量，大家觉得阿兵哥闹事，无非要粮要饷。于是第二天，奭良买了九十多头猪，大摆筵席，犒赏全协官兵，又承诺本月多加一个月的饷。这是收买军心的意思。

没想到当夜十三协的骑兵、炮兵同时举事，进攻城池，黎明时甚至动用了火炮轰击城楼。奭良带着家眷从南门冲出，由洪泽湖面驾船逃遁。十六日晨九点，清河知县率满城绅民悬挂白旗，宣布清江浦光复。

可是领头起事的两个人，一个姓赵，一个姓龚，在十三协里只是辎重营、工程营两个队官，身份不明，起义成功后竟然不知去向，大部分士兵来自北五省，本来就是跟着起哄，哪有什么革命思想，队伍一进城，立刻由起义转为兵变，大肆抢劫，商铺民宅，无不被灾。连江北提督署存的十多万两库银，也被抢走大半——有人说，十三协这些兵哪里是在革命排满？根本就是冲着库银来的。

扰攘了几日，终于由不曾参加哗变的一部分新军，联合城南的数营巡防队，杀入城内，平息骚乱。然后，军官们会合城里绅商，推举出督练公所参议蒋雁行为临时江北都督。

蒋雁行是段祺瑞的部将，当年段祺瑞未到任时，就是由他与另一人共同管理清江浦守军。他当了都督，并未得上海或苏州方面的认可，据上海《民立报》载，旅沪清江人士组织的“江淮规复团”开会，甚至直斥蒋雁行是假革命，因为蒋都督的告示上落款居然是“钦加三品衔暂任公举江北提督”，“可知其尚属清国官吏而于民军实无丝毫感情，其不可靠可想而和”。清廷派去继任江北提督的杨慕时，此时也到了清江浦，被当地士绅推举为临时民政长。清江浦的政权，委实是换汤不换药。

眼看局势稳定，突然有部分乱兵，主要是徐州人，去而复返，驻在城北的桑园。领头的一个人叫刘炳志，去找蒋雁行，要饷要粮。蒋雁行先是表示城内商家被抢厉害，无力承担，后又说刘的军队“有多少人，也没有个花名册子，我有钱也不能给你”，这句话把刘炳志惹毛了，掏出枪来往桌子上一拍：“没有饷，我不回去，请你打死我吧！”蒋雁行大吃一惊，只好息事宁人，拨给他一些钱。

刘走后，蒋雁行立刻召开紧急会议，认为这支军队是个祸害，谁是他们的头儿？有人说“陈兴之”。蒋雁行就调兵打算围歼桑园，苦于力量不太够。

正好陈兴之来见蒋雁行，说要讨论改编事宜。蒋雁行认为他又是来要钱，没说几句话就翻了脸，将陈兴之绑到后花园荷花池枪毙了。

哪知杀错了人！陈兴之是革命党人，徐州中学学生。他在家乡睢宁碰到一批从清江浦跑回来的徐州兵，连劝带吓，居然把这帮散兵游勇又聚拢起来，由他带回清江浦来革命。只是饷粮解决不了，才派刘炳志找蒋雁行通融，谁知谈崩了，连累陈兴之被杀，他带的部队也被缴械遣散。

民国成立后，陈兴之的弟弟陈士髦当了众议员，不断向江苏都督程德全、民国总统袁世凯上诉，要求为哥哥申冤，还写了本书，向社会血泪控诉。然而蒋雁行是段祺瑞的老部下，谁敢动他？便把当时的清江民政长，就是那位本来要当江北提督的杨慕时，做了替罪羊，先是撤了他的职务，再是命令江苏检察厅拘杨候审。杨慕时只好连夜逃出南京，后来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这桩讼案平息。

这几乎就是山阳县周阮血案的翻版，只不过后者要惨烈得多。

会攻南京的沪军先锋队。

山阳血案

清江浦一乱，四乡也大不安生。邻近州县生怕乱兵滋扰，纷纷组织团练自保。其中最紧张的自然是四十里外的山阳。城内几乎没有驻军，如果有乱兵或乱民来攻，该怎么办？

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个熟人：还记得景梅九在北京办《国风日报》，发起的“拔丁运动”吗？是的，那位被拔掉的山西巡抚丁宝铨，就是淮安府山阳县人。他从阴历六月去职还乡后，家里新造了花园，好不惬意，哪知还没过上两个月富家翁的好日子，就听说武昌有变，紧接着便是上海、苏州，吓得举家逃往上海租界。

受丁宝铨影响，城里豪绅纷纷逃亡。有下属官吏上府衙禀事，才发现淮安知府刘名誉已经携眷潜逃，还卷走了大部分府库藏银。剩下的士绅只得依赖“大局”，集资成立民团，招募乡勇百多人，好吃好喝招呼着，日夜巡逻，四门设立分局，碰到可疑不顺眼的乡下人，就抓到漕运总督衙门大院照壁前砍头，一连杀了二十多人。

防备四乡乱民，民团足够了，但如有清河乱兵到来，估计无法应付，而且这些乡勇本身多是地痞，自己就把山阳城弄得乌烟瘴气。这时本乡就有革命党人站出来，为首的是周实与阮式。

周实是两江师范学校学生，南社的创社社员，被称为“社中眉目”，年方廿七岁。周实本来想在南京城内聚众起事，以配合江浙联军攻城，不想南社大佬柳亚子一封书信，把他招到上海。柳亚子认为苏北处南北之间，位置紧要，形势复杂，劝周实回乡革命。于是他在11月7日，清江浦兵变的次日，回到山阳。

他的好友阮式，是宁属师范学校的同学，世代书香，家境富饶，虽然没有离乡外游，但在山阳高等小学当教习，兼着上海《女报》的编辑，在地方上也是名人。宣统元年（1909）南社成立，周实曾有书信给阮式，请他在山阳创立南社分社“淮南社”。

周实有革命党身份与革命计划，阮式有家财与地方的人脉，而且山阳“祸在眉睫”，必须尽速安定，再谋光复。正好因为上海南京的战事，不少在宁在沪的山阳学生都返回家乡，周阮二人召集这些学生，再加上阮式在山阳高等小学的弟子，也有八九十人，立即成立“学生队”，自行巡逻，兼防内外。

政权瘫痪，无人可恃之际，绅商最大的希望便是有人出来主持大局，哪管你姓革还是姓立？看这支学生队每日巡逻，城内秩序果然有所改观，于是局董开会商议，决定由“大局”供给学生队枪支子弹，替代那帮纪律松弛的乡勇。

学生队一掌握武装，第一件事便是跑到知府府署前，放了一排枪，把龙旗扯下来撕得粉碎，再插上白旗。

按说，下一步应当是成立淮安军政分府。然而周实是受命回乡，似乎不便自行宣布成立。他依足规矩，一面派人向清江浦的江北都督府接洽，一面将学生队改为“巡逻部”，周、阮分任正副部长，只待江北都督一声令下，再宣布光复。

这就有了一个政权真空期。扯了龙旗，又没有宣布光复，不曾成立新政权。山阳绅商对一个二十多岁的学生掌权，总归放心不下。于是局董们又开会商议，推举前山阳知县姚荣泽出任县知事，总管商民政事。

好在11月12日，清江浦举出蒋雁行为江北都督，立即传檄山阳县反正，要求山阳官绅派代表赴都督府议事。不料县知事姚荣泽，比“钦加三品衔”的蒋雁行还顽固，拒不赴会——姚荣泽哪来那么大的胆子？有人说，姚荣泽是逃到上海去的丁巡抚的学生，丁宝铨人虽离乡，却一直在遥控着山阳的局势。

自然是周实等人代表山阳赴清江浦。周实前脚一走，姚荣泽便在山阳城内散布谣言，说周实是上海回来的革命党，他一回来，就要当山阳的都督，就要“杀官劫绅”。

“杀官劫绅”的说法有其来由。据巡逻部宣传主任蒋象怡回忆，姚荣泽当上县知事后，曾“私募”兵士四十名当卫队。周阮等人立行干预，不准招募，并要求姚荣泽交代县库的款项账目，说到火起，阮式拔出两管手枪，指着姚荣泽胸口。姚荣泽吓得面如土色，连忙保证解散卫队，三日内造册交清。

11月14日，周实自清江浦回山阳，在漕署召开光复大会，到会的有五千多人。偏偏县知事姚荣泽不来参加大会。这下把阮式惹火了，他在演说时放言“姚荣泽避不到会，即为反对光复之行为”，顺便把县里的“劣绅”痛骂了一顿。

许多绅士商人，因为县知事不到，虽然与会，都一言不发。阮式的演说，似乎也在印证着那个“杀官劫绅”的传言。

当晚，姚荣泽召集典史、参将及一众士绅在海会庵开会。据说姚荣泽提出“必杀周阮”，“诸绅士不加可否”。

11月17日中午，周实应邀到乡绅何钵山家午宴。归途走到学宫前，突然有人拿着姚荣泽名片拦住马头，说姚知事在学宫等候议事。周实欣然前往，大约以为文官无力行刺。不料一踏入俗称“文庙”的学宫，当胸便中了两枪！

前清参将杨建廷撂下周实，立即带领团勇直奔阮府。阮式刚刚吃完饭，一出家门，就被捆上了，绑到学宫。

姚荣泽为阮式准备了当地一个无赖，叫朱二。别人下不去手，朱二可以。这个冬日的午后，二十三岁的小学教员阮式惨死在供奉至圣先师的学宫里，“刳腹剖胸，肝肠俱出”，来不及消化的白色饭粒撒了一地，被血浸得通红。按民俗讲，阮式仍然算不得一个饱鬼。

“民国第一案”

姚荣泽当然不会认为自己杀了周阮，还能平安在山阳当县知事。但他也没想到外军来得如此之快，两天后，镇江军分府都督林述庆就派北伐支队一部来到山阳“平乱”。镇军首领当然首先追查杀周阮凶手为谁，却被姚荣泽不知如何敷衍过去，而且卑词盛筵，每日款待镇军，满口答应找出凶手为二位烈士报仇。

稳住镇军，姚荣泽打开银库，分了部分银两给参与此事的士绅，自己带着巨款逃了。去哪方？南通张詧家。这应该是姚荣泽早就与老师丁宝铨商量好的退路。

而周阮的同事周人菊等人当日连夜逃出山阳，立即往上海寻人鸣冤。首先出面的是南社领袖柳亚子，他联合南社首脑，上书同为南社社员的沪军都督陈其美，有“虏令无状，一日杀二烈士，不扑杀此獠，无以谢天下”之语。淮安学团也派出五十余名代表往上海请愿，“一时军界、政界、学界，被害者家属的公函、公禀、呈文雪片般投向沪军都督府”。

但是姚荣泽这边的势力也不弱。首先南通张詧拒不交人，丁宝铨在上海，也发动旅沪山阳绅商，为姚荣泽“辨诬”。上海各报，根据背后势力不同，各执一词，合力掀起舆论的轩然大波。民国元年从1月到4月，报章上的报道与评论无日无之。

事情闹这么大，自然惊动了临时大总统孙文。孙文批令江苏都督讯办，于是江苏检察厅派人到南通拿捉姚荣泽，仍然被张詧拒绝——“三大人”绝无如此担当，他的态度，就是张謇的态度。

这场斗争的背后，实则仍是共和模式之争。江苏士绅要的是“咸与维新”，推翻清廷，可以，但只要旧官吏可以任事，愿意合作，大可采用苏州模式，平稳过渡；而革命党人要的共和，岂是换汤不换药的守成？另外，革命党人的跋扈，也颇让从前居高临下的士绅憋气。山阳血案，是一次集中的爆发。

法律手段不能奏效，陈其美的白相人脾气又发作了，他让柳亚子拟了长电，发往南通，电文中说“如仍庇抗，则义旗所指，首在南通”，还表明说：“如果诬姚，愿甘伏法”。

士绅方面有些怕了。用柳亚子后来的说法是“倘若张詧再不就范，我们便不管三七二十一，要派兵舰去攻打南通了。老张见了这电报，知道英士（陈其美）是说得到做得到的”。

在孙文进一步干涉下（大总统电明确指出“毋庸再行解交江苏都督”），姚荣泽被移往南京，又经过大量的往复交涉，才确定由南京、上海组成“临时合议裁判所”，审理这场媒体口中的“中华民国第一案”。

这场案件，带有很强的“舆论审判”的色彩。公开来说，因为革命党死了两名烈士，舆论大抵同情于周阮，但士绅集团在背后的活动也非常剧烈，包括能否使用外国律师，是否应用西方的陪审团制度，争执后来集中于制度而非案情，司法总长伍廷芳与陈其美往复辩难，打了多少笔墨官司。

民国元年3月23日下午，姚荣泽案在上海开庭。法庭经过23日、30日、31日三次审判，最后判定姚荣泽死刑，“自3月31日起，在三个星期内执行”。

判决后，法庭给姚荣泽五分钟做最后陈述。姚荣泽申辩说：杀死周实、阮式并非出自本意，而系受地方绅团的逼迫所为，请求减刑。

十二人组成的陪审团也认为，本案发生在光复未定、秩序扰乱之际，与平静之时不同，“该犯虽罪有应得，实情尚有可原”，便决定由陪审员集体禀请大总统“恩施轻减”。这时临时大总统已经换成了袁世凯，遂由张謇转请北京，特赦了姚荣泽。

姚荣泽“死而复生”，令革命党人愤怒异常。他们大呼，“天理何在？国法何在？”可是革命党在江苏的势力此时已无三月前那么浩大，姚荣泽被特赦后即匿藏在上海法租界，同案如杨建廷等八人也消失无踪。你能怎么办？

革命的拐点

导致辛亥革命的一个拐点，出现在1908年11月14日下午。这天的下午，38岁的光绪皇帝暴死。20个小时之后，73岁的西太后在匆忙制定了帝国的接班人三岁的溥仪后，也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根据给西太后看病的太医的医案，这个老太婆，已经拉了两个月的痢疾，之所以挺着不死，全凭一口浊气。

现在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光绪皇帝遗体的头发里，有过量的砷，说明他是被砒霜毒杀的。尽管没法找到直接下毒的证据，但多数史学家确信，最大的嫌疑犯，就是西太后。在戊戌政变中犯了大错的西太后，一直担心光绪死在她的后面，从而招致“批判清算”。而众多史料表明，在庚子之后，帝后之间的抵牾也日益增加。光绪不再是刚遭囚禁时的那个尊荣的囚徒，处处俯首帖耳，逆来顺受。所以，西太后在自己病入膏肓之际，派人下毒手，顺理成章。

试想，如果那天下午，下手的人手软了，药摔在了地上，或者良心发现，真戏假做，回去谎报军情，听到消息的西太后，也一样会撑不下去而撒手西归。这样的话，历史岂不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吗？（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