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半个多月前华盛顿至北京的航班上，终稿的地点大约是白令海峡上空，发于《中国新闻周刊》。
已经持续快三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一个巨大副产品就是，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角色骤然变得格外重要。这里面的原因有很多，一是中国是这场危机中为数不多的增长亮点之一，因此许多国家都得益于中国；二是中国的继续增长和欧美日的衰退，让相对的经济份额产生了巨大的变动，一个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国在去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三是中国成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金主”，在很多发达国家都深陷债务危机的时候，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外资流入枯竭的时候，中国成了一个主要的资金来源国。从最富的国家到最穷的国家都希望获得中国的投资。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国际经济秩序的决定者在这场危机中由过去的“七国集团”变为了包含有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二十国集团”，新兴市场国家的主要代表国就是所谓的金砖四国（最近，南非也加入了金砖的集团），而金砖国家中最重要的国家毫无疑问的就是中国。
只是，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并没有让中国在国际场合变得更舒服。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反而成了“矛头所指”，经常是“四面楚歌”。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的各大电视台在一段时间都播出了一个广告，广告里一个中国人很骄傲的说道（大意）：我们已经拥有了大量的美国债务，历史上，帝国都是这样衰落的。整个广告充满了阴谋论的味道，一个来自中国的阴谋。
当然，远不只是美国，对中国的戒心几乎遍布世界每个角落。笔者就走访过一些国家，出席了不少国际会议，听到见到过很多。笔者在某新兴市场国家出差的时候，去见相当于当地“工商联”主席的人。主席先生坐下来的第一局话：中国人正在绑架我们的工作。然后就是滔滔不绝的控诉：从汇率，到倾销，到假冒伪劣，到知识产权。但这个国家，其出口产品的最大市场不是别的国家，恰恰就是中国。这个国家这几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中国对其产品的巨大需求，而且中国从这个国家进口的东西要远远大于中国对这个国家的出口。在这个国家谈了一大圈下来，发现这种对中国的看法其实反映一种非常普遍的情绪。
后来，笔者又到了另一个新兴市场国家。这个国家几乎和中国没有任何经济往来－既不从中国进口也不向中国出口，即便如此，这个国家一样对中国充满了抱怨。这个国家财政部的一位高官向我们展示了一副图，这个国家经济增长的拐点发生在2001年。2001年之前出口增长很快，2001年之后出口增长几乎停滞。他的结论是：这都是中国加入WTO的结果，中国货把这个国家从其传统的出口市场里挤了出去。
中国在非洲投资和进口原材料，更是经常被不少欧美国家指责。笔者在一个国际会议上，就听到一个曾经在非洲有很多殖民地的欧洲国家的官员抱怨中国：中国从非洲进口这么多自然资源，让这些国家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出口，得上荷兰病，无法发展制造业。这不利于非洲的长期发展。
需要承认的是，中国在对外经济往来中是存在不少问题的。在知识产权，透明度，公司治理，公共关系和腐败等很多方面都因为太“中国特色”，给人落下了很多话柄。但这些都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关键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还是中国太大，发展太快。这不仅引发了中国国内的巨大变化，更是让全世界的经济版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转型。这种转型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种转型发生的速度。
中国在过去30年里的经济增长水平，是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要增长一个多世纪才能达到。中国人在这30年里，已经早就习惯了每天和每天都不一样，每年和每年都不一样。从村庄消失到城市崛起，可以在几年时间就发生。虽然中国人已经习惯了，或者说学会了忍受，这种百米冲刺式的发展和转型，世界其它国家并非如此。
巴西热带雨林里的古老村落，可能会因为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要吃更多的油和肉，而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消失。原因很简单，榨油和养猪都要用大豆，于是适合大豆生长的巴西就开始推平热带雨林种植大豆，以满足中国巨大的需求，那些几百年不变的村落就成了这个过程的牺牲品。这样的变化，如果发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那还相对容易接受，因为年轻一代会成长起来。但问题是，这个过程偏偏发生在几年时间里，这对人生活模式和心理的冲击可想而知。从非洲到拉美，从美国到日本到欧洲，都生活在中国的冲击波之下。人们心理上本能的产生保护和戒备，恐怕是非常自然的反应。
充分的意识到中国对别国的冲击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我们不能简单以为中国去投资，去买别人的东西，去给别人建基础设施，别人就会对我们感恩戴德。当中国的老百姓都开始质疑一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的时候，别的国家就更不会客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