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出版有专著《影视类型学》。)
看完电影《钢的琴》以后,很嫉妒,这个导演居然不上我们电影学院。张猛有些才气,剧作紧紧扣住主线,主线紧紧扣住人情,又把那被人为扔出社会的老工人和老烟囱穿插其中。一个穷爸爸陈桂林为了留住小女儿,找一帮杂七杂八的工人弟兄帮忙,为女儿造了一架钢的琴!这句话讲出来,听听就有戏,有情。父女情,哥们义气,他们在穷日子里坚持的那点尊严和忘却自己的追求,全在里头。结尾时,旧烟囱被炸掉了,老工人故去了。但我们终于看到:车间里的大吊车隆隆地从空中放下一架钢的琴。女儿在钢的琴跟前问:“爸,你想听什么?”我顿时鼻子酸。
亲手给女儿打造一架钢的琴,这里头有每个穷爸爸的梦想!
要说这一干人等可也真够杂的,用女主角淑娴的话说是:就你们这几块料。男主角有真情,没正经,那么大个子骑着个小摩托到处跑,死皮赖脸跟朋友借钱不成居然拉着朋友去偷钢琴。胖头打个小麻将都要赖账,那个从前的翻砂工当上了黑道老大。看到季哥梳着大背头,披着大衣,带人在工厂的废墟上挖废铁还摆谱支使两个女孩给他端茶倒水那场面,我简直忍不住笑。帅哥王抗美也没正经,他是来给哥们帮忙造琴,可却不忘弄点小幽默勾引哥们的女朋友。可故事走着走着,这些人物都翻出戏来,一个个心里头都藏着些很结实的善良和伦理。当然这里头也看到导演有意把握影片的温情和谐路线,几场打架的戏都过滤了社会的戾气,把主控思想归结到私人伦理演出的自我救赎。
《钢的琴》还写出了一个突出而富有质感的角色:那个老工业区的物质环境。大量的横移镜头有个统一的选景构图原则,摄影机一定把那老旧斑驳的车间厂房、破碎的窗户、不冒烟的烟囱放在背景中不可忽视的位置。这个环境构成了一干人等的经济生活境遇,也决定了他们的手艺、他们过去的友谊和今天闲暇时光吟唱些哪样的怀旧歌曲。工厂被废弃了,手艺没用了,有大把时间而没地方挣钱。什么东西都想着自己动手做,这是我们工人的普通思路。
喜欢这片子的形式美感,导演掌握剧作和视听语言的那点趣味,片子拍得自在、冷静而又奔放。但抛开它的一些小瑕疵来积极写字吹捧它也是想浇灌自己胸中块垒。
看片时不禁意识流,想起以前在工厂(编者按:作者曾是一名电焊工)买不起四个轮子的那种溜冰鞋,自己做了一双。钣金、电焊是我的本行,轮子也是请机修的哥们车床加工,之后还热处理一下提高强度,溜起来那叫一个滑畅。那时哥们结婚,床架、脸盆架、煮饭锅一律请我焊,然后从墙头扔出去。五年前回去,我们的厂子已经被拆了卖地皮,我特地过去,扒着墙头看看里面的砖头废墟。一个工友在给医院扫卫生,他说想去踩三轮,好多挣几个钱给女儿上学,那会他已经是50的人了。
这些就是我喜欢这片子的地方了,它掌握语言,有游戏精神,还有直面现实的深沉目光。我在里头看到那坚硬的、逼到我们眼前的中国境遇。当然本片的现实图景也还是有所加工的,要真来严肃的现实主义恐怕得吓着审查官员和观众。财经作家吴晓波谈论《钢的琴》时讲述自己在铁西区听到的真实故事,要是放进影片也许就过于触目:“夫妻下岗,生活艰辛,读中学的儿子回家,说学校要开运动会,老师要求穿运动鞋。家里拿不出买鞋的钱,吃饭期间,妻子开始抱怨丈夫没有本事,丈夫埋头吃饭,一语不发。妻子抱怨不止,丈夫放下碗筷,默默走向阳台,一跃而下。”
要不是当年会写几个字,今天的多少学人、艺人都是陈桂林。五岳散人(姚博)是首钢的电工、历史学家张鸣是阉猪手、张艺谋是机修工、法学家朱伟一是瓦工,这些老工人都得混成撬锁的快手或者道上的季哥。我们没法为陈桂林举横幅呐喊,为王抗美抱不平,为胖头捐款捐物,我们只好去看看陈桂林和淑娴,投入地笑一回,再洒点含笑的泪,然后接着去喝酒侃山麻醉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