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打算把天津房子卖掉，于是，就把所有书碟都折腾到了北京的一个仓库，加在一起有十几吨。房子几乎就要出手，阴错阳差没卖成，就不想卖了。
父亲临死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留下的各种报纸、杂志、书籍，“那些书报，你可别给我当垃圾卖了啊。”他老这么说，我安慰他：“怎么可能。”
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人民日报》、《参考消息》，到八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深圳青年报》……大部分都一期不少，每月装订成一册存放——我的童年记忆，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每到休息日，父亲一大早就拿出锥子、尼龙线、牛皮纸，开始装订报纸，而我则负责给他复查期数及顺序。
他还喜欢包书皮，做眉批。早年，我还会给自己的书包书皮，后来，就不包了。至于眉批，我只在八十年代看哲学著作做过一阵子，我不喜欢自己的书上到处都是眉批，父亲开始在我买的书上做眉批，我跟他急了。
天津现存的书当然大部分都是我成人后买的，也有父亲留下来的少部分民国、文革期间的书籍。父亲是故乡小学的校长，年轻时也有过文字梦，还在大公报做过一年记者，但还是选择了教育事业，当了一辈子小学校长。
我小时候我们家的经济状况算是不错的了，但由于要接济不少亲戚，因此还是挺拮据的。此生我最感谢父亲的有两件事，一是1972年前后，他斥巨资买了一台红波短波收音机，启蒙了我对电波的热爱，让我在中央电台的洪亮嗓音及短波敌台的靡靡之音中成长；二是他每周都带我去小镇上的书店，一旦我流露出对哪本书的兴趣，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买给我，为此没少和我妈闹不愉快。
我9岁第一次在报上发文章，参加《中国少年报》的一个幻想短文大赛，还获了小奖，成了镇上的红人。此后陆续给报纸投稿，也偶有发表，就有了点自己的零花钱，我把稿费都变成了书。我17岁参加工作，到现在，大部分收入也都买了书碟。
我买书、读书的黄金时代在八十年代。那时候真是如饥似渴啊，下了课或下了班，啪啦两口饭就一直读到半夜。不是说我多优秀，你想啊，一个人童年少年眼见的全是毛语录或样板戏，一旦让他知道原来世界上不光是这两样东西，你看他是不是疯了一样去吸收新东西。
记得在海关工作时，有一阵子我管审批，坐在前台，报关的人少的时候，我就在一摞报关单下面藏一本书，偷着读。有一次，读得特别入神，忽然觉得好像后面有人，一回头，果然，科长貌似站那儿盯着我半天了。
书当然还是一直在读，但口味越来越挑剔了。有些买来的书，翻几下就扔在那里了，有些甚至都懒的拆包，好像在等良辰吉日再来对其验明正身。
我这人不喜欢怀旧，过去的就过去了。除了极为个别的人和事留下念想，我不留恋任何过去的时光。生命如草芥，有啥留恋的呢？
前几年，有关八十年代的怀旧呼啸而来，无非是一茬人到了怀旧的年纪了。就像过些年会有人怀念九十年代、零零年代一样，除了唏嘘几下，意义不大。
但，若不止于怀旧，八十年代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年代。不是我本人的黄金时代刚好处在那个年代，我才这么认为，真不是。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禁锢，一下子开放了，人们憋了太久了，对知识思想的渴望瞬间燎原。我曾亲历排队买尼采的场面，但我不认为那值得骄傲，因为，尼采人流中的大部分就算是拿回去细读了，也不一定在他们的生命里留下多少痕迹，大多数人终将难逃大众文化的裹挟，成为众生喧哗的一分子。
可八十年代还是有些让人神往的东西，比如理想主义的飘扬，就算是大多数理想主义者没多久就被无情的现实收买；再比如百废待兴与浪漫主义的气息，你被一个国家前行的脚步裹挟着，和它一起成长，天天都是希望，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这对一个年轻人得多么重要啊……直到后来的枪声粉碎了如是的梦幻，我们在欲望的裹挟下终于在劫难逃地卷进滚滚红尘，还有一些人成为无家可归的精神流浪者，在思想的废墟上建立起起特立独行思想的人，当然，这样的人实乃凤毛麟角。
这些年，中国的乱世与败象纷至沓来，我的读书欲望日渐麻木，有时候也读，有书陪伴可能只是为了不显得那么孤单。大部分买来的新书被我“用”过一次之后就丢掉了，不少书就像深宫里幽怨的妃子，终于没能迎来我的宠幸。
书也一样，还是老相好比较靠谱，那些经典，任凭深夜抚摸多少次，也还是能诱发激情的喷射。
接下来的日子，我会逐渐把天津的家改造成小型私人图书馆。把大部分书捐出去，把另外一些好书送给那些需要的人，我自己只留一少部分，就足够了。
让那些书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想父亲断然不会反对我这么做。
很想让赵大伟、罗坪和我一起收拾这些纸上的八十年代，一边收拾一边给他们讲八十年代掌故。这两位八五后是我去年认识的，他们是那类如今几近绝迹的有情怀的年轻人，对书有着天然的热爱，对八十年代有溢于言表的情结，甚至比我还深。
他们俩都身在南方，眼下无法和我一起穿越八十年代。不过，我非常欢迎他们能有机会到我的私人图书馆里来打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