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3年，一场严重的流行病——黄热病袭击了费城。当时，这座城市里有一位顶尖的医生名叫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他是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在灾难过程中，拉什是少数几位确实治疗了几千例黄热病的医生。拉什信奉一种医学理论，认为黄热病必须用大量放血的方法治疗（用手术刀或水蛭吸血的方法使血液离开身体）。他为许多病人实施了这种疗法，当他自己感染这种疾病的时候，他也如法炮制。评论家指责他的治疗方法甚至比疾病本身更危险。然而，随着疾病的流行，拉什对他的疗法却更加自信了，即便曾有几个病人死去。这是为什么呢？

有人这么总结拉什的态度：“一方面坚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缺乏有效的方法对治疗效果进行系统研究，因此他将每个好转的病例都归为治疗方法的功效，而将每个死亡的病例都归为病情的严重性”（Eisenberg，1977，p. 1106）。换句话说，如果病人情况好转，就被作为放血疗法有效的证据；如果病人死掉了，就被拉什解释为病人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我们现在知道为什么对拉什的批评是正确的了：他的治疗方法和黄热病本身一样危险。在本章中，我们将要讨论拉什错在哪里。他的错误为阐明科学思维中最重要的一项原则提供了样本，而这一原则在评估心理学理论时尤其有用。

本章中，我们关注第 1章中已经讨论过的科学的第三个基本特征：科学只研究可解的问题。科学家们所说的“可解的问题”通常是指“可检验的理论”。科学家要确认某个理论是不是可检验的，采取的方法就是确保该理论是可证伪的，也就是说，理论对应着自然世界中的真实事件。接下来，我们就要看一看为何所谓的可证伪性标准在心理学中如此重要。

理论和可证伪性标准

本杰明·拉什在评估其疗法的效果时跌入了一个致命的陷阱。他的评价方法根本就不可能让人得出其治疗方法无效的结论。如果说，病人的恢复是对他治疗方法有效性的肯定（对其医疗理论的肯定），那只有当病人的死亡是对其治疗方法的否定时才算公平。但事实上，他却把这种否定合理化了。拉什解释证据的方式，违反了科学理论建构和检验应遵循的最重要原则之一：他令自己的理论不能被证伪。

科学理论的表述应该遵循这样的原则——从中得出的预测有可能被表明是错误的。因此，对某理论的新证据进行评价，必须使新的数据具有证伪该理论的可能性。这项原则通常被称为“可证伪性标准”。一位叫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的哲学家一直致力于强调可证伪性标准在科学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他的文章被现在仍从事科研工作的科学家们广泛阅读（ Magee，1985）。

可证伪性标准主张，一项理论如果有用，它所做出的预测必须是明确的。理论必须两面兼顾，也可以说，这项理论在告诉我们哪些事情会发生的同时，应该指出哪些事情不会发生。如果不会发生的事情确实发生了，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明确的信号——这项理论有问题：它可能需要修正，或者我们需要去寻找一个全新的理论。不管哪种方式，我们将最终有一个更接近真理的理论。相反，如果一项理论预测包括了所有可能观察到的数据，那么它将永远不能被修正，同时我们将被禁锢在当前的思维方式中，失去了取得进步的可能。这就是说，一项成功的理论并不是可以用来解释所有可能的结果，因为这样的理论本身就丧失了任何预测能力。

在这本书的余下部分，我们会经常涉及理论的评估，因此我们必须澄清一个关于理论的常见误解。这个误解体现为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哦，这只不过是一种理论。”这句话代表了外行人使用“理论”这个词时通常所指的意思：一项未经证实的假设，一个纯粹的猜想或直觉。这意味着一个理论与其他理论并无优劣之分。 “理论”这个词在科学上绝对不是这么用的。当科学家说到“理论”的时候，他们指的不是未经验证的猜想。

科学上的理论是一组具有内在联系的概念，它们能对一组数据做出解释，并对未来实验的结果做出预测。假设是从理论中产生的具体预测（理论则更加普遍和全面）。目前可行的理论是那些产生了一些假设，并且其中许多已经得到了验证的理论。因此这种理论的理论结构与大量的实证观察相一致。然而，当观察数据开始与理论中提出的假说相矛盾的时候，科学家们会尝试构建一个能为数据提供更好解释的新理论（或者，在更通常的情况下，只是修正已有的理论）。因此，目前在科学范畴内所讨论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证实了的、所做出的预测并没有与现有的数据相矛盾的理论。它们并非纯粹的猜想和直觉。

外行人和科学家们使用“理论”这个词时的这种差异，经常会被一些试图将神创论纳入公立学校教育的虔诚的正统基督教徒所利用（Forrest & Gross，2004；Scott，2005；Talbot，2005）。他们的论点通常是“进化论毕竟只是理论”。这种观点试图借用外行人对“理论”术语的用法，蓄意将理论歪曲为“只是一个猜想”。然而，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不是外行人所理解的“理论”（相反，在外行人的理解中，它应被称之为“事实”，见 Randall，2005），而是一个科学意义上的理论，是由一系列庞大而多样的数据支持的结论（Maynard Smith，1998；Ridley，1996，1999；Scott，2005）。它并不等同于其他任何猜想，不是一个纯粹的猜测。相反，它与从属于其他学科的知识紧密相联，这些学科包括地质学、物理学、化学以及生物学的各个分支。著名的生物学家西欧都萨斯·杜赞斯基（ Theodosius Dobzhansky）（1973）在他的一篇题为《生物学中除了进化论以外，别无他物》（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的著名文章里就阐述了这一观点。

敲门节奏理论

下面假设一个例子来展示可证伪性标准是如何起作用的。一个学生在敲我的门。跟我同一办公室的同事有一套“不同的人以不同的节奏敲门”的理论。在我开门之前，我的同事预言门后是一位女性。我打开门，这个学生确实是女的。事后我告诉我同事，他的表现令我惊叹，但这种惊叹程度非常有限，因为，即使没有他所谓的“敲门节奏理论 ”，他也有 50%的正确几率。他说他的预测能高于随机水平。另一个人来敲门，我的同事预测说，这是个男性，而且不到22岁。我打开门，果然是个男生，而且我知道他刚从中学毕业。我承认我有点被震撼了，因为我所在的大学有相当数量的学生是大于22岁的。当然，我仍然坚持说校园里年轻的男性相当普遍。见我如此难以被取悦，我的同事提出做最后一次测试。在下一个人敲门之后，我的同事预测：女性，30岁， 5英尺2英寸高，左手拿书和挎包，用右手敲的门。打开门后，事实完全证明了预测，对此我的反应截然不同了。我不得不说，如果我的同事不是使用诡计事先安排这些人出现在我门口的话，我现在的确非常震惊。

为什么我的反应会不同呢？为什么我同事的三次预言会让我产生三种不同的从“那又怎么样？”到“哇哦！”的反应？答案与预测的具体性和精细度有关。越精细的预测在被证实的时候会给我们越大的触动。要注意，不管怎样，精细度的变化和可证伪性直接关联。预测越具体和精细，有可能证伪它的观测现象就越多。例如，有很多不是 30岁和 5 英尺 2英寸高的女性。请注意这里的暗示：从我截然不同的反应可以看出，一个能够预测出最多不可能事件的理论最容易将我征服。

好的理论做出的预测总是会显示自己是可证伪的。坏的理论不会以这种方式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它们做出的预测是如此笼统，以至于总会被证明为正确的（例如，下一个来敲我门的人会是100岁以下），或者，这些预测会采用一种能免于被证伪的措辞方式（如本杰明·拉什的例子）。事实上，当一种理论被置于“不可被证伪”的保护下，那么可以说它已经不再是科学了。事实上，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正是由于试图界定科学和非科学的区分标准，才会如此强调证伪原则的重要性。这里的讨论和第 1章中我们有关弗洛伊德的讨论，甚至与心理学之间都有直接的联系。

弗洛伊德与可证伪性

在本世纪最初的几十年，波普尔一直在探寻，为何一些科学理论似乎导致知识的进步，而其他一些则导致智力停滞（Hacohen，2000）。例如，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发了一系列惊人的发现（例如，从一个遥远的恒星发出的光线经过太阳附近时发生弯曲），恰恰是因为它是这样建构预测的：许多事件或现象一旦被证实与之相矛盾，就可以证伪该理论。

波普尔指出，一些使知识停滞的理论却并非如此，并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作为例子。弗洛伊德的理论使用一个复杂的概念结构，在事后解释人类行为，但并不做事前的预测。它可以解释一切，但是波普尔认为，也正是这个属性使得它在科学上无用。它不做具体的预测。精神分析理论的拥护者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试图用他们的理论解释人类所有已知的活动——从个人的怪癖行为到广泛的社会现象，但他们在使这个理论成功地成为事后解释的丰厚资源时，也剥夺了其所有的科学实用性。如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激发文学想象方面比在当代心理学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Robins，Gosling，& Craik，1999，2000）。它在心理学中的地位日益下滑，部分原因就是未能满足可证伪性标准。

这种不可证伪理论的存在会导致实际的危害。正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不正确的但被广泛传播的有关心理的理念，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造成危害。由于精神分析学派的声望一度被人为地抬高，令社会上许多有疾病及遗传缺陷的人拒绝有效的治疗，转而从个体早期经历中寻找自己现有痛苦的根源”（Crews，1993，p. 65）。以抽动性秽语症为例。这是一种以身体抽搐和痉挛为特征的紊乱，并伴有言语症状，如嘟囔、吠叫、模仿言语（无意识地重复他人的话）和秽语（强迫性重复淫秽词语）。抽动性秽语症是一种器质性的中枢神经系统紊乱，并已经成功地被药物治疗所攻克（Bower，1990，1996a）。纵观历史，抽动性秽语症患者一直遭受着迫害，早期被宗教统治者视为妖魔，近代又被认为是鬼怪附体，要被强制驱魔（ Hines，2003）。更重要的是，在1921至1955年之间，对这种病的解释及疗法一直被精神分析学派的概念体系所把持，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此病成因及治疗的理解（见Kushner，1999）。有关这种病症的不可证伪的精神分析解释层出不穷。这些似是而非的解释

所造就的概念泥潭蒙蔽了这一病症的实质，也阻碍了对其进一步的科学探究。例如，有一位作者曾经这样写道：（抽动性秽语症是）精神分析导致脑部疾病研究发生倒退的典型例子。勒 ·图雷特（La Tourette）将疾病归因于大脑的退行性变化过程。而在本世纪最初的几十年，由于弗洛伊德理论的盛行，对这种病的关注偏离了大脑……这一倒退的结果使病人往往被转到精神科医生（通常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医生）而非神经科医生那里，因此没有接受生理检查和研究（Thornton，1986，p. 210）。

夏皮罗等人（Shapiro et al.，1978）提到，一位精神分析师认为，他的病人“不愿意放弃抽动，因为这成了她性快感的源泉和潜意识性欲的表达”。另一位精神分析师则认为，抽搐“等同于手淫……与生殖器快感相联系的力比多转移到了身体的其他部位”。第三位认为抽搐是一种“肛门施虐的迁移症状”。第四位认为，抽动性秽语症的患者具有“强迫型人格以及自恋倾向”，病人的抽动“代表了一种情感症状，对想表达情感的压抑性防御”。夏皮罗等人（1978）对这类理论现状的总结，很好地说明了忽视可证伪性标准的有害影响：

精神分析这种理论化的方式简直面面俱到。抽搐是迁移性的症状而非歇斯底里症、肛门的而又是性欲的、受意志控制的而又是强迫性的、器质性病变同时又与原始心理动力有关……这些心理标签、诊断和治疗被不幸地强加在病人及其家属身上，而且是以一种毫不谦卑、相当武断、伤害巨大的方式。因为其随后的广泛影响，这些观点为对此病症的认识和诊治造成了极大的障碍。（pp. 39-42，50，63）

当研究人员承认精神分析的“解释”对治疗该疾病毫无用处的时候，对抽动性秽语症的认识和治疗才开始获得进展。那些毫无用处的解释是诱人的，因为它们似乎能对事情进行解释。事实上，它们都是在事后对所有事情做出解释的。然而，它们提供的解释不过是制造了理解的幻觉。由于总试图在事后解释一切，它们也就堵死了前进的大门。只有当一种理论并不预测所有事情，而是提出具体的预测——提前告诉我们哪个特定的情形会出现时，该理论才会出现进步。当然，从这样的理论推导出的预测可能是错误的，但这是优势，而非缺点。

图片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