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都对我们做了些什么?
译者 小牛儿
说到该把谁推向财政危机的被告席,有一长串被告人。至少在此种情况下,失败,与成功一样,都有许多根源。但是在这些有罪的群体中,经济学对这些问题产生了特殊的作用。我们有责任参与解决(见Coyle2012).我们在危机中的作用,一言以蔽之,就是屈从于一种知识病毒,它从1990年起就控制金融肌体。
其中一种病毒品系是原来存在的旧种。货币和银行信贷的循环几个世纪之前就熟悉了。但是,也许一代人时间以来,此种旧病毒的症状都没有得到处理。这种忽略让感染从金融系统传染到实体经济,对两者几乎都产生致命后果。
在许多方面,这都是一种奇怪的传染病。根据历史经验,症状本来应该是非常明显的。银行货币和信用以及更加广义的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几个世纪以来都是中央银行运作的中枢。至少一个世纪以来,这都在公共政策框架的设计中得到体现。银行货币和信用管理是一个保持广义宏观经济及社会稳定的公共政策前提。
有两种理论——一种学术的,一种与政策相关——可能要对这种惊人的失忆负责。第一种是微观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GSE)模型的提出。因为此模型基于真实的商业循环,金融因素(资产价格、货币和信贷)明显处于次要位置,如果还起到点作用的话。
第二种是在公共政策框架建设中,随之忽略了货币和信贷的累加条件。将通胀处理导向作为货币政策框架的首要目标,很少将商业银行平衡表作为终极目的或中期目标。而且对金融公司的监管在许多情况下都脱离了中央银行的掌控,而将其委托给另外的进行特定机制的、非货币目标的监管机构。
或许是巧合,也可能不是,接下来怪事发生了。商业银行平衡表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数量在增加。例如,已经持平一个世纪之后,英国银行的资产与GDP的比值从1970后以数量级形式上升。其他发达经济体也有类似情形。
平衡表爆炸在某种意义上,不是任何人的错,也没有任何人应负责。货币政策当局的注意力当时在通胀,其模式几乎是让银行平衡表处于龙套角色,因此,不是货币当局。也不是金融监管者,其重点在非银行金融机构个体的能力。
但是,此种政策疏忽已经显示其远非无辜。金融历史教训已经痛苦地再现。不能再忘记了。这对经济行业及经济教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它低估了经济和金融历史之类学科分支的重要性。正如加尔布雷斯所说,“在人类努力的所有领域中,很少有象金融领域这样,历史所应负的责任是如此之少。”经济承担不起再犯此类错误。
第二,它强调了在核心课程中恢复货币、信贷及银行业务的重要性,以及注重经济和金融系统相互作用的模型。这些领域在前金融危机的繁荣中也变得不流行了。
第三,危机表明机构确实有作用,要搞清危机的产生及后果,就要研究商业银行或中央银行。它们两者被很方便地,然而却是不负责任地从粗糙的模型中涂掉了。是应该将它们重新画进来了。
第二种知识病毒是一种新型的、更致命的病毒。通过进一步整合各种类型的经济市场,但主要是金融的和社会的市场。在一个严密编织的金融和社会网络中,单个事件的传染性后果可以让整个世界受其控制。那就是雷曼兄弟的故事。
这种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危险动力正变得越来越熟悉。围绕阿拉伯之春的社会动力在许多方面与雷曼兄弟四年前失败之后的金融系统动力极为相似。两者都是非常复杂的,适应性的网络。当被恐怖控制后,这样的系统因其因素之间不断升级的作用与反作用,而以高度非线性方式动作而著称。这种系统显示出一种稳健而脆弱的特性:短暂的天鹅般优雅的宁静,下一分钟暴乱般的灾难发生。
这种动力不会产生于金融系统或实体经济中的大多数模型。其原因很简单。多数此类模型使用一个单独的代表性因素(或少量因素)。这样就成功地消除了对影响系统动态因素间复杂的作用与相互作用进行研究的可能性。
金融系统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的、适应性的社会经济系统——随着时间而更为显著。本世纪早些年,金融链条极度拉长,而整个系统的成熟度不匹配惊人地扩大,金融系统内的要求呈指数级膨胀。结果,这个系统成为其最脆弱联系的人质。当联系本身破裂,整个系统也一样。通讯网络和社会媒体就将恐惧传遍全球。
基于代表性因子,以期望模拟为理论基础的传统模型,是不可能把握这些系统动力的。它们在把握当今的网络化世界上具有原理上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期望和行为,因而结果都受到社会媒体影响的世界。
由此,要求对多样化模型、交互因子进行知识再投资,一种与20年前经济学家们开发的DGSE均衡模型,在每个方面都一样伟大的投资。基于因子的模型是一种类似途径,但只是其中之一种。多重均衡系统中高度非线性动力的构建和模拟对多数经济学家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但这并非是一个走向未知的历程。社会学家、物理学家、生态学家、流行病 学家和人类学家很多年来努力了解的就是这类系统。跟随他们的脚步将会获得一种学术探险的感觉,在前危机阶段出现了令人悲哀的缺失。
参考:
Coyle,Diane(2012)," 经济学家是干什么的?Vox辩论序”VoxEU.org,19九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