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中国好声音》不仅仅来自“你的歌声里”

2012年的中秋之夜，也许什么新闻都可以忘记，因为那是一个属于《中国好声音》的夜晚。在月圆之夜，浙江卫视活生生地把好声音的总决赛打造成另一台“全民春晚”，只是在没有读秒中“跨天”。

《中国好声音》的巨大成功，也让我们想起了2005年的那个超女之夜，全国万人空巷，去看李宇春、张靓颖和周笔畅三个小女生去拼搏她们的梦想，当李宇春以3528308票之巨夺冠的时候，我们便进入到了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

“娱乐至死”，是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所撰写的一本学术著作，他在前言中写道：

波兹曼在前言中写道，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是两个完全相反的预言。奥威尔认为人们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奴役，赫胥黎则认为，人们为失去自由、成功和历史并不是“老大哥”之过，人们会渐渐爱上压迫，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奥威尔害怕真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琐碎的世事中；奥威尔害怕信息被剥夺，赫胥黎则担心人们在庞大的信息中日益被动和自私。简而言之，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赫胥黎则担心的是，我们将会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而波兹曼这本书的中心就是通过对美国印刷媒介和电视媒介社会中的不同的人类思维进行比较，论证了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在波兹曼看来，监狱和滑稽游戏隐喻着在传统印刷媒介下的时代特征，而强奸和自慰则是电视媒介下（包括互联网媒介下）的娱乐时代特征。其实不管是监狱还是强奸，都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把一件事情强加给你，但是比起“监狱”这个让人感觉阴暗、恐惧的东西而言，强奸则在施加暴力的同时，让观众不仅出于一种因为压抑而亢奋的状态，更有一种发自于心理本能的接受和熟悉。而自慰，更是在满足了欲望的同时，也满足了自己的幻觉。

这样的娱乐至死，我们不得不想起中国好声音下的全民狂欢，这是电视+互联网时代下的娱乐时代特征。

在快男快女日益衰落的情况下，观众对这种性质的唱歌比赛已经厌倦，不管是选出一个好声音还是选出了一个好偶像，我们都已经懒得去关注，你甚至想不起来某年的冠军是谁。就如同我们重复了无数遍的爱情动作片，连自慰都提不起了性趣。此时，我们需要一部全新的节目来重新激起心底沉寂了太久的鸡血。

当《中国好声音》刚开始播出的时候，我们很习惯地以为这又是重复一次超女快男式的唱歌比赛，但不久，在微博上，各种“好声音”在疯传，每一段都是好声音中精选的好声音。此时在被选秀节目中的黑幕和内定强奸到无感的观众立刻眼前一亮，这才是正儿八经的歌唱比赛，这才是发自业界良心的优质节目。

当然伴随着好声音的还有各种杂乱噪音，选手在哭泣中回顾着自己不幸的家庭和在追逐音乐梦想中承受的苦楚，微博上翻出了晋级选手不为人知的丑闻，到了关键的淘汰赛阶段，以及终极考核阶段，各种黑幕和内定的段子已经失去了控制在网上风传，有人戏谑道，这不是中国好声音，而是“中国好关系”。这些现象，又让我们耳熟能详，此时，我们又有什么脸面去责备已经被炮灰的超女快男们呢？当华丽的总决赛结束后，总算醒悟到，我们只不过又一次被强奸，强奸的人还是那个人，只是那个人戴了一张看似正人君子的面具。

节目制作方也知道，伴随着比赛进入到关键时刻，选手的去留将成为观众的G点。每个人都有自己支持的人，尤其是每个好声音都旗鼓相当的情况下，不管淘汰谁都会引起巨大的争议。对于制作方，淘汰谁并不重要，如果没有引起争议才是最大的失败。评判一个好声音有标准吗？它不能搬出“蓝巨星”这种标准打分软件，选手的去留只是取决于评委老师的喜好，而老师选取的标准，又与他们的又与利益相关，好声音固然很重要，利益也何尝不重要呢？

当总决赛关键时候一次又一次的广告插播的时候；当总决赛的最后一幕，当99家媒体杂乱无章地拥挤在小小的舞台上，华少有气无力地维持着秩序的时候；当微博上观众疯狂地转发和谩骂的时候，中国好声音，已经被众多不和谐的杂音盖过，此时，记的梁博吗？

中国好声音它依旧是 一场营销的胜利，它告诉我们的是，不要以为有些东西已经被泛滥，一个新鲜的创意加上绝逼的营销，照样可以把麻木的用户刺激起来，用户是可以被掌控，可以让他们在强奸中体验到快感而忘了暴力，当用户醒悟过来的时候，你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一骑绝尘，只需要再换个有创意的面具回来继续拯救那颗被娱乐至死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