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校一个老师的亲戚,到了中国,遇到一事故,被烫伤。大的危险倒没有,只是家人抱怨“中国止痛药用得太保守”。根据我的了解,中美两国即便是同样生病,用药剂量都大不相同。我以前一房东,在美国生活十多年后,回到中国养老。回去把美国医生开的药拿给中国医生看,中国医生都很吃惊,说怎么这么大剂量?后来她吃药,都把美国医生开的处方打个折扣,按照三分之二的量吃。
这中间我估计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人通常比中国人高大,所以用药量自然比较大。同样,我发觉体检抽血也是。化验的时侯抽血,都是大管子一抽几管子,看得人都想晕倒。有过这种抽血的经验之后,我去年跑去献了一次血,一看血站工作人员拿了大约五六个袋子跑过来,我差点就跑了。我记得我是来献血的,不是送死。
使得事情更为糟糕的是,工作人员是个维吾尔族人,我以为是前段时间发生了民族矛盾,抓了些维族人,这位工作人员“血债血还”,找我下手来了。还好后来她跟我解释说只要一袋子,我方才如释重负。
除了这种量上的差别之外,“质”上的差别也比较大。比如人发烧,我们用被子捂出一身汗就好了。美国医生让你自己洗温水澡降温。到底哪个是对的呢?我至今都不知道。这会不会也和体质有关?大部分白人十分怕热,但是并不怕冷。民国期间,有美国人去中国中国传教,在街上宣传说地狱的熊熊烈火如何酷热,有个中国人在观众中面不改色心不跳。传教士问:你哪里人?他说:我南京人。
而南京和江苏其他一些地方的传教士,如赛珍珠的爸爸赛兆祥,都在庐山置有消夏别墅,因为一到夏天,他们实在受不了。我们办公室的空调,一个夏天不知调整了多少次。空调稍微坏掉,我半天都觉察不了,但是我隔壁的同事准会跳起来,打电话去找人修。空调好了,突然办公室冷起来,我第一个会冻得哆嗦,但是几个白人同事就像没事一样。可见大家体质上对于外部环境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故而遇到发烧的时侯,一个降温,一个加温。
再比如牙齿。我们中国的一些说法是,牙齿不好,那么肯定跟身体内部什么机能有关,或许是肾不好导致你牙齿松动。但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能保留就保留。美国牙医则不同,给你拍下X光,然后拿出图片出来告诉你,你牙龈的骨头收缩到了什么什么地步,你哪里哪里发炎了,然后说:拔掉!这时侯你可以跟他发生言语上的拔河,说不拔。他说你不拔,这个牙齿发炎导致的血液坏掉,这血液会流到你心脏,和身体其他各地。听他的口气,你不按他的说法去做,接着就会一命呜呼。
由于这种体质上观念上的各种不同,我们一开始对于西医将信将疑。腐败分子尤其如此,一遇到什么毛病,她习惯于自己解决。她治病有三大法宝:醋、盐水、红霉素眼膏。这种治疗办法,往往让人提心吊胆。我说你又不是医生,你瞎折腾什么,还不快快约医生?她说她很懂医学,说很多年前读书期间,她曾经看过《本草纲目》。我说从来没看你看文言文?怎么啃了《本草纲目》我都不知道?大隐隐于吾宅内也!她说她看的是翻译过来的白话文版本。这哪行啊,李时珍错一点,翻译错一点,加上材料上差一点,结果还不失之千里?光学《本草纲目》不行,要想成为一个良医,起码得还得学一点质量控制里说的六个西格玛,从而认识到每一个小环节上的失误,最终会造成结果上的巨大偏差。修家里的水龙头这种事,可以看Youtube录像自己动手,大不了水漫金山保险公司来赔。医学上的自助总是很悬乎。有一《庸医传》记载:“长兄某,幼学文,屡试不中。弃文从武,一发毙鼓吏。又学医,三年无一顾者。偶得小疾,自试一方,卒。”
但是某些人就喜欢用各种不可靠的信息来源来支持自己的决定。后来,《本草纲目》也记不得了,此君开始道听途说,广泛采纳各种偏方。有回体内出现结石,她就听说了一道美国偏方,就是连续很多天大量喝果汁。偏方之所以叫偏方,定有其偏颇之处—— 喝果汁的办法即便见效,结石或许没了,如此大量吸收糖分,不怕得糖尿病?最后,果汁喝了白喝,还是去医院给治了。
美国的偏方就可能偏得更离奇了,因为他们的思维模式,通常是针对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Out of Our Minds: Learning to be Creative一书里,Ken Robinson说过一个故事,说英国有个演员叫大卫,常年喝啤酒,结果肾给喝坏了,去看肾病专科医生,医生说这是你喝啤酒喝的,你得戒酒。大卫说我当演员,我怎么能戒酒呢?医生说,那你能不能别喝啤酒了,改喝白酒?大卫瞪眼说:你不知道喝白酒会喝出肝病来么?医生说,你是来找我看肾病的,肝病关我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