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原：我们心中都有一道卧龙岗

（刘原 专栏作家，现居湖南。）

近日与几坨浸淫文化圈的家伙喝茶聊风月，听说了一桩趣事：京城某男出差某省时赴地方官员的一个局，这个酒局设在夜总会，这倒不稀奇，稀奇的是某男挎着自己的女朋友同去—女友系良家，做媒体的。当晚唱罢K后，官员给全场女士发小费，这说明官员们童叟无欺，不吃霸王餐，是好同志。某男的女友在兵荒马乱中也接过了一笔小费，她起初有些懵懂，有些凄伤，后来转悲为喜，曰：喝点小酒唱点小曲还能拿钱，比我写稿爽多了，你这杀千刀的以前出来耍怎么不叫上老娘。

女记者是否从此恋上欢场那支粗黑的棒棒而成为麦霸，由铁肩挑粪的码字界改投彻夜狼嚎的叫春界，尚不得知。但这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好逸恶劳是人类天性。

马尔库塞说：“现代资本主义，把人变成消费机器，把人变成一个张着大嘴的永恒吸乳儿，把工业所强加的东西——香烟、酒、电影、体育运动、文章，一股脑吸进去。”其实人类享乐的历史大大早于工业的诞生，3500年前美洲人就开始吸烟了，殷纣之前中国人就玩酒池肉林了，2000多年前奥林匹亚小镇上的人就甩着小鸡鸡跑步了，所以说，当人学会直立之后，就开始不务正业了。

我早年采访盗墓界的时候曾听过一种说法：真正玩古董玩成精的，必是世家子弟，因为他们幼时家境优裕，闲得蛋疼，遂有心思整天去研究官窑民窑这类窑子问题。大喇叭赵忠祥自诩对古玩有深厚钻研，那纯属从动物世界硬往名士圈里挤，隔着好几层境界，这玩意需要家学。民国四少之一的张伯驹，把游手好闲看得比自己性命还重要，昔年道光曾孙溥儒卖国宝《平复帖》，出价20万，张伯驹一看自家财务报表，买不起，后来趁溥儒丧母急需棺材钱以4万买下。后来张伯驹被绑架，他向家人喊话曰宁肯被撕票也绝不可拿《平复帖》来换命。提着笼子遛鸟的那叫八旗子弟，为一幅字画舍生忘死的那就叫一代宗师了。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声搞女人，大略只能算粗鄙的雅兴。民国四少还有一坨叫袁克文，我家祖传一枚银圆上便印有他爹的大脑壳像，袁少玩梨园玩字画玩黑帮，全是骨灰级的，他肥马轻裘南游，肉金散尽便用墨宝换，连张宗昌都拿一千枚印着他爹的货币来求字。袁少出殡时，哭奠的有黑社会、有僧道尼，还有扎白头绳的妓女，带着他遗世的精虫盈盈一拜。多年后周恩来接见袁克文之子袁家骝（妻吴健雄）时说：你们袁家人一代比一代进步了。我却觉得，研究核子的冷血科学家，远不若逛窑子的遗少可爱。

我不喜欢工作狂，我的朋友多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辈。譬如宋石男主业是快女评委，副业是高校教师；野夫主业是大理寓公，副业是作家；陈晓卿主业是吃垮无数馆子的饿郎神，主业是CCTV制片。还有一哥们，永远在夜总会或去夜总会的路上，我一度认为他是流窜于各夜店的持枪暗娼，有一天他说在公司开会，我才知道他的副业是做老板。寻欢兹事，最易上瘾，正如这哥们20多年前中暑昏厥之后，被大学师姐像沂蒙山大嫂一般用乳汁救活，所以他现在总是在夜店里把各种啤酒或洋酒装进奶瓶，深情地望母校方向北眺，然后，噙着奶嘴用力地吮吸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