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於《香港文學》8月號。本人向來是婚禮上最遲一個到場的,今日竟有人遲過我——是黃碧雲。輸得心服口服,雖敗猶榮。)
我赴婚宴每每遲到。婚宴多是七時恭候八時入席,我到場往往在九時之後。經我在計程車上確認地點全力趕往,多半可以趕得上乳豬上桌之時,也試過失手錯過第二道熱葷。有一次步入宴會廳時一片漆黑,然後射燈搖曳鼓樂齊奏,原來是新人進場——而我錯誤地搶在他們前頭了。前方扛著機器的攝影師及旁邊手持花炮準備的親友都對我一愣,相識的中學同學連忙把我拉回黑暗中。
一般搞文化或社運的朋友都不喜歡去婚宴,因為格格不入,也不喜歡向人解釋自己在幹什麼——文化和社運界往往非全職,難以定位,此中的人們也不接受明確定位。
可是我喜歡去婚宴。就像中學時參加天文學會,透過望遠鏡,看到無數與我無關的星球,在各自的軌跡上運行,有著各自的顏色和表層,迥異的氣候。它們在偶一機遇下呈現在我眼前,那本就奇妙——我不會因為別的星球氣候不同而感到不安,也不會覺得其間的差異是我或它們的問題。
我的中學是純樸的名校,一向沒出很多名人,也不見得有誰大富大貴。我覺得像是我們之前的幾屆畢業生比較反叛和出色,我們那屆連入大學的比率都不高,成了專業人士的沒幾個,也沒有公務員,我對一眾同學的身份最鮮明印象,還是教徒。我覺得我的同學都停留在世俗的平穩裡,那反而變成他們超越世俗平穩的一種方式。我還記得當年萬眾期待的領袖生,跟我說陶淵明《歸園田居》裡的生活,就是她的理想。
那位領袖生大學畢業後,很快就與中學同學結了婚。我中學的人頗多與中學同學結婚的,這也許亦意味著他們的圈子沒有很大擴闊。眼見新郎新娘致辭了,兩位都是醫生。我跟旁邊做雜誌的中學同學說,好像很多我們學校的人都認為中學時代是人生最快樂的日子啊。他回答說,很多專業人士都會有這樣的感覺。我點點頭,想起讀會計的學生總是在大學二年級開始便變得沉默寡言——因為課業太沉重。
也不一定這樣。婚宴其中一個必要環節,是看新郎新娘提供的照片。照片是見證,作為觀眾很期待看到自己的身影,不過那些照片往往顯示出,作為觀眾的我們,只是新人人生、至少婚姻敘事裡的一個很小的部分而已。就像婚宴座位編排,我和同學們總是被編排到近出口的較遠處,要立起身才看得到主禮台。
我總是穿得胡裡胡塗便赴宴,然後發現許多同學打扮得那麼漂亮,幾乎都認不出來。修得細緻秀麗的眉,雪白的臉,還有足夠精緻的宴會服,毛毛披肩和絲帶,蕾絲與綢緞。我會過去,蹲在她們椅前,逐一跟她們相認,稱讚她們的漂亮。而我始終記得,冬日課間小息,她們站在小食部前,一色套著鼠灰長袖毛衣,啜著熱維他奶,一種純淨平靜的畫面,並不意味著天真與其後成熟的對比。操場邊的石階前,佈滿打球的同學遺下的角子硬幣,閃著啞色的光,無人撿拾。
結婚如今是愈來愈重要了,婚宴花費龐大,巿場上出現很多結婚雜誌,關於結婚的書也很有銷路,反向揭示新人壓力也愈來愈大。早年去婚宴時,新人很少激動落淚,尤其我認識的新娘,往往到送客時仍是一副精力充沛的樣子。但近年新人們時常落淚。婚宴前他們向我提出邀請時,我除了恭喜,往往就是勸他們壓力不要那麼大。
我不喜歡里程碑之類的思維,往往在人生生死婚嫁的重要關頭,我都無重力般掠過。赴宴遲到,往往錯過新人激動的場面。J漂亮而精明,從中學時起多段關係我都有與聞,男子們時常想用各種方法束縛她,她想盡辦法掙脫,那些角力構成了她的愛情生活。終於到得她要結婚,我都吃了一驚,不禁要嘲諷她兩句——但我們很少見面,當我亂七八糟地走入宴會廳,她一見到我,打聲招呼就眼泛淚光了。B更誇張,他是個極反對傷感濫情的人,以前常用理科的理性去衝擊我的文科思維——到他與暗戀十多年的中學同學結婚,我當日破天荒八點到達會場,他還在門口迎賓,一見我隆重其事的早到,突然就哭成淚人。淚掣一開,當晚B連敬酒時經過我身邊、拍照、送客,都變成半哭半笑的崩潰狀態,此事成一時佳話。
我明白,我是變成了類似某種機括的物事,觸發他們發現故事之綿長,當下是由那麼多過去所堆積而成的。許多事情都已經不好再說了,但它確乎是存在過的,那話語斷裂的重量便叫人流淚。在B的婚宴上我也老大激動,幾乎想衝上台向大家訴說他十多年的暗戀故事——難得人生目標和心思如此純淨簡單。不過後來我還是沒說,覺得「暗知」這狀態更美麗,更能對應B罕見的淚水。都說婚姻是人生的重要階段,而為什麼我們需要「階段」這個概念?因為常人始終不能把所有人生隨時攜帶在身邊,人始終要把人生劃成一格格,像中藥鋪裡的百子櫃,這個櫃裡裝車前子和覆盆子,那個櫃子裡裝桂圓遠志燈芯草。他們不像我,擁有文學這個途徑,把櫃格裡的東西隨時隨意混用熬煉。
我總是花時間去欣賞婚宴中的花朵、絲帶裝飾和菜色以至甜點,與朋友交換近況。我甚至不想太大幅地交換中學的回憶。我願他們安然地認為,我是那百子櫃裡的藥草——而我自己認為我才擁有那百子櫃,將來一一轉述他們所不再承認或不能再承受的人生,看著他們在自轉的軌跡裡遠離。這就是我和與我無關的星球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