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钦斯

剑桥大学毕业的阿兰·德波顿被誉为英伦才子，能写小说、讨论哲学、文学和建筑。牛津大学也出产了一位才子克里斯托弗·希钦斯，他是《名利场》、《大西洋月刊》等杂志的专栏作者，跟比尔·克林顿同时在牛津大学读书。《论语》中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可以说，德波顿和希钦斯，一个是狷者，一个是狂者。

希钦斯有多狂？他批评过基辛格、特蕾莎修女，他是所谓新无神论者之一，写过一部《上帝并不伟大》，跟布莱尔辩论过宗教问题。他支持布什的伊拉克战争，2000年前后，他不再那么关心意识形态问题了，想多写写文学，如下点功夫理解普鲁斯特，他计划以一本书的篇幅反驳阿兰·德波顿的《普鲁斯特如何改变你的人生》，2001年他已经写好了该书的笔记。但去年患上了食道癌的希钦斯出版的是一本回忆录，而不是一部关于普鲁斯特的书。不过，2004年他发表过一篇《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去斯万家那边》的书评。曾有人说普鲁斯特是潜藏在上流社会的卧底，但希钦斯说：“透过他的眼睛，我们看到了花花公子、情人、伪君子和装腔作势者的动机，只有莎士比亚和乔治·艾略特才有那么透彻。这种能力不是愤世嫉俗的产物。如此敏锐又如此单纯，这是普鲁斯特的成就。”

最近有人编选了一部《希钦斯语录》，希钦斯的好友、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为该书撰写了序言。纳博科夫在《固执己见》的序言中说：“我不先写演讲稿就没法对听众传达一丁点信息……我思考时像一个天才，写作时像一个杰出作家，说话时像个孩子。”希钦斯则是“思考时像一个孩子（也就是说，他的判断主要是听从本能和内心的道德准则），写作时像一个杰出作家，说话时像一个天才。在辩论时，对手遇到他就像遇到一堵墙。他会像活谷歌一样引用一系列地理历史资料，比谷歌还精准。”

国内曾经翻译出版了希钦斯的《致一位愤青的信》，愤青在原文中是“异议分子”。用艾米斯的话说，“希钦斯是一位天生的叛逆者。他不会自动尊重任何人、任何事物。这种类型的人非常罕见。我这辈子只见到过另外两个，都是小说家（我父亲，45岁之前；我的朋友威尔·赛弗）。可以这样来看出反叛者：他们不尊重比他们尊贵的人，也不尊重不如他们的人。”

艾米斯说，过去十年间，希钦斯写过三篇尖锐的、带有敌意的小说评论——索尔·贝娄的《拉维尔斯坦》、约翰·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和菲利普·罗斯的《退场的幽灵》。“读的时候，我发现我在念叨我不只一次当面给他提过的女老师一般的建议：不要对长者无礼。在这种情况下，尊重是必须的，因为他们经过多部著作、很多年，已经得到了尊重。谁会认为时年85岁的索尔·贝娄需要希钦斯坚持说的他的力量在变弱（实际上，带着尊敬去阅读，《拉维尔斯坦》是精美的天鹅之歌，充满正义、美和尊严）？希钦斯对贝娄的不尊重变成了不知感激的罪过。评论家哈定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叫《有节制的憎恨》。研究的是简·奥斯丁。我们认为憎恨是一种刺激，但是它不应该变成毒素。”但是，“我们接受希钦斯的错误和鲁莽，因为这是跟他的勇气不可分割的。”

患病后，希钦斯毫不退缩地面对自己的境遇，并且诚实、生动流畅、得体地写下他的经历。在最近一篇记述他患病经历的文章中说，他说口腔癌对他身体最残忍的戕害是，将夺去他的嗓音。有人送了他一张莱昂纳多·科恩的CD，他觉得科恩的嗓音很特别，他写的歌只能由他自己来演唱。“人类是唯一可以纯粹为了快感和娱乐而发出声音的动物，声音加上理性和幽默能产生更高的综合。失去发声能力就是被剥夺一系列功能。”纳博科夫曾经说：“生命是一个大惊喜。我看不出为什么死亡不会是一个更大的惊喜。”索尔·贝娄借塞勒姆之口说：“我们看着生命在水面上像鸟一样疾速飞动，有一只将落下再也飞不起来。但我们无法证明水面下没有深度。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关于死亡的知识是肤浅的。没有这样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