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安克:交予的力量
1
采访完卢安克,我和柴静在宾馆的床上各自出神了很久,分别闷头写着小日记。他无疑是撼动了我们内心日常思维的底板,我们都觉得被“颠”到了,只是颠的地方不完全一样。
卢安克自己说过,从2001年9月以来至今,他拒绝了所有想采访他的电视台。他的博客首页,写着他一个不太常用的邮箱,并附着一个说明:因为我上网的时间不是很多,请你不要超过五句话。
最初跟他联系采访的时候,我非常犹豫,不知道该说什么。犹豫了半天,我写下:
“你让我想起中国著名的摇滚歌手崔健的一首歌:《无能的力量》,这种“无能”,有的时候,比“能”要强大一百倍。”
2.
许多人听说他后的第一个反应都是,这个德国人在中国乡村到底做了什么?有成果吗?教出了什么牛人吗?我每次都难以面对这样的问题。
因为卢安克的教育方式实在是无法用常规意义上的“标准”和“成功”来形容的。如果要以学生的“成就”或者教学的“效果”来是衡量他作为一个老师是否成功的话,那么卢安克更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失败者”。
以6年前卢安克做教育实验的广西东兰县板烈小学五年级一个班的46个学生为例,他们中,只有8个坚持到了初中毕业,大多没毕业就到城里打工去了。两三年前参加活动的学生,有的还没读完初一就结婚了。
那么,他打动了我们什么呢?他花这前后数十年在中国乡村做的事情有用吗?有成果吗?可效仿吗?可推广吗?有价值吗?也许我会说,从世俗的意义上说,没用,没效果,不可效仿,也不可推广;他做的事情,很可能无踪无影,悄没声息地就被吞没在中国茫茫的现实中,但他的存在本身,有一种令人内心惶然震颤的力量。
有许多教育专家会说卢安克的教育看起来太简单了,并不稀奇。所谓的“强调感受,尊重思考,解放天性”等等,似乎也是素质教育经常提到的命题。那么他的不同是什么呢?《面对面》制片人张恒的一句话提醒了我。卢安克曾经说过: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他们,自己的命就属于他们了,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我都要承受了。”
柴 :“如果走掉呢?”
卢:“走掉就没有命了。”
记得《爱的箴言》里写“爱”,说:我把春天付给了你,把冬天留给我自己。。。而卢安克的“爱”,是那种,我把四季,都交给了你。
3.
采访中,卢安克身边的孩子,跳着,蹦着,攀着,揪着,恨不得粘在他身上。一开始我们很难理解这种感情,后来我们知道,这些孩子从4岁开始就住在学校里,70%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一般一年只能见一两次。很多低龄的儿童根本不认识自己的父母。
孩子的衣服是父母寄来的,问父母怎么知道他们的身高,其中一个说,“我1米2,用折尺量的”。另一个孩子的球鞋,是自己上集市买的,18块钱,像用白粉笔描过一般雪白的一双,明显超大,安静地躺在床下。节目中出现的姐弟俩更是,家里一个大人都没有,连平时吃的菜都是弟弟自己种的,不知道该为他骄傲还是心酸。
一个叫莫非的朋友曾经写信给我说过他家乡“留守儿童”的现状。说有一家人儿子媳妇都出去打工了,把刚出生的娃娃托付给家里爷奶。奶奶抱着外孙在地里,中午突然想起给老爷子做饭,就把孩子放在地头,搭了个小棚子,赶回去做了一顿饭,晚上爷爷回来的时候,奶奶问,娃呢?爷爷说,不是你带着吗?奶奶说,没有啊,留在地里啊。爷爷疯一样就往回跑,因为他收工回家时,农村烧野火,把地烧光了。奶奶惨叫一声就昏过去了。然后这老两口全自杀了。。。。
于是,我在给卢安克信里写的另一句话是:
“中国的农村是中国的伤口,留守儿童是伤口的伤口。也许你曾经试图治疗,但最终选择了看护。”
卢安克让留守孩子们把自己的感受写成了歌,孩子写下的句子竟然是:我孤独地躲在黑暗,在世上又有何用。这首歌的歌名叫《还有谁在乎我》。他能做的,就是陪伴着这些孩子们,简简单单的陪伴。他们有时一言不发,在山里走上一整天,累了倒头就睡;他陪他们过年,点大炮仗,捂着耳朵听那一声闷响;他陪他们在下过雨的泥地里,从高坡骑自行车冲下来,被溅得一身烂泥;他陪他们捉大泥鳅,跟他们一起担心树上的大马蜂窝会不会掉下来。他们相依为命。
片子里出现的所有音乐,都是音频谢薇菁根据那首《还有谁在乎我》的旋律做的变奏,有八音盒版的,有钢琴版的,也有低低地垫着弦乐的,如泣如诉。她说她是流着泪看完整个片子的,我感谢她在音乐中投入的情感,在那一瞬间,她也把自己“交了出去”。
4
卢安克最终同意接受采访之后,在回信中写道:
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人被学生(被我?)而吸引到这里,但他们都没有留下来。为什么呢?没有缘分的人可能会认为自己该做一名贫困山区的志愿者教师,但他不可能留下来,是因为他与当地之间没有了命运关系(他的名与他的学生不是分不开的)。但有了缘分,离开就会造成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有的人认为,我有了目的才能“坚持”在这里。其实,我并不想改变中国的教育,那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我不该干涉。我只是喜欢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有的人可能认为,必须达到这个,必须达到那个。但这样的想法会让我表现得很惨。一般的人在他们短暂的生活中都做到那么多的事情,我都还没来得及去做。我还没来得及找稳定收入,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和财产,也没有成家。连一个地方的户口我都没有。我觉得,自己还没做好一件事,生活就已经过了一大半,自己已经41岁了,已经老了。他们怎么做到那么多,我不知道。如果我能在短暂的生活中做好一件事,我就完全满意了。
我在20年前先开始做的一件事,就是做一名志愿者。我觉得,做一名志愿者不是那么容易、那么快就做好的。比如做志愿者教师,需要培养自己适合学生的心态,否则什么都做不好,什么方法也都没有用。但培养自己的心态是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
“心态”?我一开始没懂。
第一天采访完姐弟俩回去宾馆临睡前,柴静问我,弟弟后来是不是生气了?为什么让他陪我去菜地他不肯呢?我信心满满地说:不会不会,一直都好好的,怎么可能生气呢,可能就是小孩子脾气,一阵一阵的吧。
结果在采访中,卢安克告诉我们,采访中弟弟一直费劲地劈柴是为了给我们取暖,后来发现我们最在意的,其实是拍摄时火光的镜头时,他才发现了我们的“目的”,于是不高兴了。
我内心被狠狠抽打了一下。这个“目的”本身并不卑劣,也毫无恶意,几乎是成人世界早已习以为常的事情,从工作的角度也无可厚非,但一个孩子的心,照出了我们惯性中的不真诚。只有“把自己完全交给孩子”的卢安克,能够敏锐地看到其中的不同。也只有一个完全放弃目的的心灵,能够深刻地影响其他心灵。
当那些天天打打杀杀,精力旺盛,似乎永远无法被影响到的孩子们脱口而出地说出:我愿为你,做出我所不能的改善时,我在摄像机后面呆立了很久。
5.
我无数次地问自己,在生命的任何一个时刻,我曾经这样交出去过吗?我百分之百了吗?我可以做到放弃功利,不计后果吗?我能够像卢安克一样“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吗?我自问我为什么心里总是这么急呢?做节目的时候急,没节目做也急,不被理解急,理解了之后也急,改变不了别人急,改变了也急。为什么我心里,总有那么多的放不下,那么多的焦虑呢?
卢安克经常说,他适应不了城市。他说:我不懂教育城市的孩子,他们思考的速度好快,我跟不上。
柴静:那个快会有问题吗?
卢安克:我就是跟不上。他们提很多问题,没办法思考,慢慢地来,他们早就已经到下一个话题了。
柴静:还没弄清呢?
卢安克3:嗯,或者早就已经告诉我答案了。
柴静问过他:你说你觉得中国农村的人和城市的人,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太着急了,这话是什么意思,怎么叫太着急了?
卢安克说:来不及打好基础,就要看见成果。
柴静:那是一个相当持久的过程,是不是?
卢安克3:是的。这是长大的过程,不是那么快达到的效果。
柴静:会有人觉得那就太漫长了,
卢安克3:小学老师教一批一批,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
6.
我们问孩子卢安克到底教给他们什么的时候,孩子有时候会显得茫然。他们不知道,也无从回答起。但他们会记得,“他教我们画画,他说比如画人啊,要先画眼睛。”也会记得,生的树木是不能砍的,因为“山上的泥土,会把树的根抓得很好”。他们一起演的电视剧,从播出的角度,幼稚仓促,制作粗糙,但却让人过目不忘。他们也看到别的“正规”地方请孩子认真拍出来的电视剧,结果孩子们“看了不到五分钟就看不下去了,全都扔掉了,因为演的太死了,好像没有人,都是被安排的木偶啊什么”。他们不够聪明,但他们会写出《骑猪》那种妙趣横生的作文。他们不迎合老师,因为卢安克觉得“老师头脑里对学生的想象是对教学最大的障碍”。他们很野,恨不得成天打打杀杀,但他们慢慢地理解了“和平的剑能发出爱的火焰”,他们说不清楚卢安克的意义,但他们会说“他和这个国家有关联”。
在片子的初版中,结尾时有一段柴静的结束语,我极喜欢:
“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胜利,其实在小学老师的讲台上就已经决定了。在采访卢安克的时候,我才理解了这句话。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个人构成的。它的未来取决于这些人能否有独立思考的头脑,能否有敏锐感受的心灵,能不能有同情心、创造力,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而这一切在我们童年时代所受教育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起源甚至被决定了。卢安克说,这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漫长到他甚至看不到成果,但是他所象征的精神力量,会在这片土地上留下长久的,不可磨灭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