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闻菲

（文／CORDELIA FINE，墨尔本商学院高级研究员）物理学家普朗克曾说：真理之所以能战胜谬论，并不是因为真理比谬论强大，让人弃暗投明；而是因为真理活得够长，反对者一个个死的死、亡的亡，待到那些打小就没听过其他理论的小字辈成长起来，真理自然就成了权威。

这样看来，撑起真理靠的不是论理而是毅力。普朗克说这话的时候想必心中是异常苦闷——要不怎么冒出这等愤世嫉俗的话来。然而，大量的心理学证据表明，谬论当前，真理要想熬出头来，靠人类的理性是绝没指望的：我们总是先入为主不说，还会忙前忙后给主子端茶倒水，巩固地位；谁要是挑战了主子的权威，我们定会不依不饶，打压到底，遇上拗不过的就闭关守门，——咱惹不起还躲得起不是？

证实偏见

一个经典的心理学实验，让支持死刑和反对死刑的人来评估两项不同的研究方法设计是否合理。这两项研究的结果，一个认为死刑能够威吓犯罪，另一个则表示死刑不能威吓犯罪。受试者评估的结果呢，基本跟个人立场相一致：支持死刑的人多认为前者设计更合理，反对死刑的人则多认为后者更合理。

心理学上把这叫做“证实偏见”（confirmation bias），在生活中，这就是偏见（pigheadedness）。

普通人偏狭，科学家也一样。在一项实验中，让心理学家来评审同行提交发表的论文，最终结果，无论是方法设计、数据呈现、科研价值，当论文得出的推论与评估者自身的学术立场一致的时候，得分都会高出许多。而另一篇论文，用的是完全一样的研究方法，仅仅是最终结论不同，得分就会低许多。

这真是让人忧从中来。难道科学家不该一心向学，不偏不倚地追求真理吗？难道我们不该摒弃个人喜恶，战胜偏见，向世人宣扬科学信仰吗？

说不定还真就不应该。

偏执无碍

前不久一些学者提出，科学家的偏执偏见其实并不妨碍科学研究；不仅不妨碍，或许还能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加把力。

先说偏执。今年行为和脑科学领域出了篇一文激起千层浪的文章，作者认知心理学家雨果 • 梅尔西埃（Hugo Mercier）和丹 • 斯比贝（Dan Sperber）指出，人类的推理能力其实并不像想的那样糟。他们并不否认证实偏见普遍存在，但梅尔西埃和斯比贝指出，推理论证不是为了提升学识，择优而断；推理论证是为了说服对手，在论辩中取胜。而偏执狭隘恰恰是赢得口水仗的一大利器。

甲跟乙说往东好，乙不同意偏要向西，甲乙二人轮番拆台，各说东西，——要在以前，我们说这是不知变通，而现在看来，这未尝不是“认知有专攻“的高效利弊权衡之法：一个把好处给分析透了，另一个则把坏处都估算到了。

理论就是为了说服别人，照这样想，把“理”和“论”彻底分开来，越想越觉得人类的偏执顽固是件好事——日常为了鸡毛蒜皮争得你死我活不假，可同样的情景发生在科学界，科学家辩来辩去就把真理给研究清楚了。

偏见又有何妨？

至于偏见，首先，科学家的社会价值观并不能作为支持或否认某一论点的证据：我对死刑深恶痛绝，但这跟执行死刑对犯罪有没有威慑力毫无干系。然而，研究科学哲学的希瑟 • 道格拉斯（Heather Douglas）女士指出，社会价值观理应从旁影响科学论证。

做研究的人重视手头的工作，落实到操作上就会更加认真。举例来说，检测河水中致癌物的浓度，研究员A担心误把有毒的水测为安全而害人性命；而研究员B则不想因为错检出毒物引发社会恐慌，造成不必要的行政开支。同样是不想犯错，不同的社会价值观造成了立场分明的判断标准。

两位研究员在评估检验标准的时候都会带上各自的准绳去衡量。假若依据大鼠致癌实验的数据，安全标准是设得紧了还是松了？检测前有没有预定一个安全缓冲带，在这个浓度范围内饮用被污染的水也没关系，还是说一开始就认定任何形式的接触都会增大致癌几率？

采用哪种标准，事先存有什么预设，——道格拉斯指出——都不是单纯的科学问题，还牵涉到研究员的社会价值观。如果最后A说很好很好，B说大错特错，其实谁也没有无视证据随口乱说；相反，这是两人斟酌权衡后给出的理性判断，只是看问题的立场不同罢了。

一些涉及价值观矛盾的社会争论，比如是确保全民享受医保重要还是避免过度管制损害企业利益重要，科学论证都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不过，道格拉斯女士表示，现在人们还不愿承认社会价值观会影响科学论证，“辩论时往往闪烁其辞，想掩饰结论得出是价值观在作祟。” AB两人别无选择，只能认定是对方执而不化，不配行科学之事。

尽管有太多的不完美，科学仍不失其夺目的光辉。然而，如果科学家能够承认内心的脆弱，拥抱人性的不完美，科学也许会走得更快、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