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心灵中复活历史
(宋石男 《看历史》10月号卷首语)
水准线上的历史学家,往往不是一个憨厚的记录员,而是一个精明的解说员。18世纪法国的《百科全书》,在字母A打头的那卷有篇关于食人的文章,相当详细地描写了如何生火、添水和吃人的过程。文章末尾还含蓄地提了一句:参见“圣餐”。而在另一卷中“圣餐”的条目下,只有相当正统的天主教关于领受圣餐仪式的说明。但在文章末尾,同样含蓄地提了一句:参见“食人”。
由此可见,好的历史学家,不会手持喇叭跳出来解说,而是悄悄将意见藏在精心剪裁的材料之中。司马迁就特别擅长此道,被后人赞为寓论断于序事,“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他对项羽的赞叹与惋惜,对刘邦的轻蔑与嘲弄,对汉武的皮里阳秋,不在“太史公曰”中发挥,而是草蛇灰线般埋伏在大开大阖又妙到毫巅的历史叙事中。
或有人要质疑了,不是说历史是纯客观的学问吗?如此肆意主观,是否僭越?其实,在当代,几乎没有史学家会再将历史学看作是纯粹客观的科学,而所谓“最后的历史”(ultimate history),也早被证明是无法触及的乌托邦。历史学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历史学家、历史事实和历史著作,都不可避免地拥有主观成分。历史学家的主观既受时代影响,又受个人经验、智力、心理、思维方式的影响。历史事实的主观则更复杂些。作为文献表现形式的历史材料,它本身就包含着其作者及其时代的主观;作为当代史学家所选择运用的历史材料,它又包含着其选择运用者及其时代的主观。我们也承认,有些所谓历史考据的工作,其具体结论可能不受主观影响,比如名物典制、版本纹章、人物生卒、地理沿革等等。但这仅仅是史学家所应掌握的“基本事实”,而非“历史事实”,它如果不通过历史学家的解释、分析,本身没有任何内在意义。而历史著述,不论从叙述还是语言,从史学假设还是推论过程,都包含了前述的种种主观因素。
我最看重的史学著述,是历史学家“在心灵里复活它”的著述,是一种类似“移情”或“投射”的过程。对此,柯林伍德曾比喻说:“过去的一切都活在史学家的心灵之中,正如牛顿是活在爱因斯坦之中”。
“于心灵中复活历史”的提法,在素昧平生的中国近代史学家中亦不乏同情之人,他们的说法则是“设身”。王夫之说“取仅见之传闻,而设身易地以求其实”;戴名世说“设其身以处其地,揣其情以度其变”;章学诚说“论古必恕……恕非宽容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而全祖望为一个前明御史写墓文时,更是充分发挥“移情”能力:“世更百年,宛然如白发老泪之淋漓吾目前”。
要之,历史有其颠扑不破的铁一样事实的一面,也有其变化莫测的时移世易的一面。世代不能永驻,但只要心灵恒在,则历史长存。这一切,正如里尔克美妙而耐人寻味的诗句:“世事若将你遗忘,就对安静的大地说:我走了;而对湍急的流水说:我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