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悠扬

本次的科学一课请来的是一位年轻却重量级的嘉宾：剑桥大学的于荣军博士。本科在北大心理系的时候就常常听师兄师姐提起这个名字，知道是一位学术牛人，倾心于神经经济学的研究，并进入了剑桥大学深造。毕业两年之后，才有机会接触到于荣军师兄。现在的他已经结束了博士阶段的学习，带着《Science》，《PNAS》上发表的多篇优秀的学术论文成为一名杰出的心理学家。上个月18号，他来到了科学一课的现场，和大家分享了有关神经和决策经济学的话题。

理性人的决策偏差

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大大小小的决策，于博士介绍介绍说，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对人性有一个最基础的假设，就是人是理性的。比如说，今天大家决定是否过来听这个讲座，首先会分析一下这个讲座是谁在讲，对这这个主题是否感兴趣，这个场地是否很远，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同时会考虑到其他的一些选择，比如说今天可以选择去看电影，或者在家里睡觉。种种的因素都考虑一遍以后，最后选择一个利益最大化的选择。经济学可以用简单的数学模型描述我们社会上的群体以及个体在社会上做决策的行为。通过这些假设，能得出一些最基本的逻辑或者推论，如果我们知道对A的喜欢程度大于B，通过对B的喜欢程度大于C，根据经济学上的可传承性，我们很容易推论我们喜欢A多于C。

但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决策往往是更加复杂的。于荣军举了生活中几个例子。比如抽烟的人都知道所有的香烟盒上面都写着抽烟有害健康。但是非常奇怪的是，我们会花钱买一个明知道有害，危害健康，还常常非常昂贵的一个产品，不仅自己抽，还送给自己最好的亲朋好友。我们有时候还会不知不觉会买一堆不需要的东西回来。此外，还有人会参与赌博，尽管我们都知道庄家肯定是赚钱，长期赌的话肯定是输的，却还是有很多人赌博。我们如何解释人类这些非理性的现象呢？

于博士提出，人类的这些行为决策上的“非理性”，就好像我们视觉上的一些错觉一样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著名的两根线段，看上去不相等，但实际上他们是相等的。另外一个错觉图形会给人带来图片在动的错觉。即使我们强迫自己相信错觉是不存在的，也很难不感觉到视错觉给我们带来的震撼。

【图1 视觉上的错觉即使我们努力去排除也很难避免。决策中的“非理性”亦是如此】

换句话说，这些错觉，我们知道所有人都会犯错误，并不是说我们一不小心犯了错误，决策的偏差和视觉的偏差一样，是大部分的人都会犯的，可预测，大范围的错误，我们叫做决策偏差。于荣军打趣说，如果大家系统地研究这个现象，最后可以得到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因为心理学家卡尼曼就是因为在两篇文章里系统地描述了这些偏差是什么样，的而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篇论文就是：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 and biases, 和 The framing of decision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于博士推荐大家看可以读一读这两篇文章，因为这些研究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简单得任何一个本科生都可以独立地完成它的所有的研究。所以说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主要是因为他的想法非常好，能够把心理学引入到经济学里面，就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工作。

【图2 于荣军的工作是从大脑入手探究人类的“不理性”决策】

决策的大脑

卡尼曼虽然描述了非理性的决策，却没有解释为什么人类会有非理性的决策。于荣军对这个问题，用生物进化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人脑在历史上经过漫长的进化，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生物学上的进化一般是上万年、百万年才会出现结构上的变化和飞跃。这和社会发展的变化是很不一样的。100年里我们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00年前我们没有互联网等高科技的产品，如今整个社会变得非常信息化、网络化。但100年对于生物体的结构改变来说却是微不足道一瞬间。所以我们大脑的改变，无论是结构上还是功能上很难跟得上时代的变化。大脑的设计是为了适应原来的社会，突然进入一个不适应的社会里面，就会变得不理性。因为它理性是针对以前的环境而做出的。

针对这样不理性的大脑，我们用什么方法来研究他呢？大脑一旦死亡之后就无法研究它的功能了，而且我们对人脑很难做侵入性的研究。所以需要一些非侵入性的手段例如脑电波（EEG），提取脑电信号之后，将成百上千个信号叠加，再经过放大器的放大，就可以把有用的信号提取出来。另外一种研究大脑的仪器叫做核磁共振仪，它的原理是大脑某一个部位工作的时候要耗氧，一瞬间含氧量会降低，然后马上补充上来，这样的信息通过核磁共振成像就可以被提取出来。有了这些技术，我们就可以对人脑有更多的了解，再结合我们对心理学、经济学的理解，也许就能对人类非理性的决策现象有更深刻的认识。

描述带来的决策差异

接下来于荣军给大家介绍了卡尼曼在行为经济学上最著名的几个发现，以及他自己对这些发现进一步的探索。他先举了一个半杯水效应的例子：半杯水，可以被看做是半杯满的水，或是半杯是空的。前者是很乐观的描述，后者就会让人感到难过。接下来这个发现就研究了，不同的描述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决策呢？比如说，有600个人得病了，我们有不同的方案救他们。方案A：如果选择这个方案，就会有200个人因此获救。方案B：有三分之一概率可以救所有600个人，但是也有三分之二概率所有的都救不了。大家会选择A还是选择B？（现场观众举手，选A的居多）。现在方案C可以保证400人因此丧命。方案D三分之一的概率不会死任何人，但是有三分之二的概率600人会因此丧命。（现场观众举手，选择C的要比选择D的少）。

这两种描述（A和C）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获救，后者强调死亡。其实这两者是互补且等价的。在经济学上有一个现象，人们在一个正性的环境里面就容易变得保守，例如赢钱时人们就会变得保守。相反如果输钱了，人们往往就会进行冒险的决策。正是利用这样一个定律，A选项强调了的是生存的状态，C选项更多强调了死亡的情景。虽然两个选择的结果完全一样，但人们做选择的时就会受描述的影响。这和《庄子齐物论》里庄子讲的“朝三暮四”的故事也是这个道理。

于荣军接着介绍了他做的一些实验。在他的实验里，首先告诉人们获得100块钱，然后让人们做一些选择。选择A是人们可以保留其中60块钱，选择B可以用这100块钱去赌博，有75%的概率赢得100块钱，有25%概率一分钱拿不到。这个实验还有另一个版本，唯一的差别是选择A变成人们要失去40块钱（图3左）。这时人们会怎么选择呢？于荣军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仅仅是描述上微妙的差异就会改变人们的决策。他发现，当使用第二种“失去”的描述时，人们会更加倾向于赌博（图3右）。这和上一个解救人的案例非常相似：无论是保留，还是失去，描述的是一样的客观事实，但不同的描述会产生非常不懂的行为偏差。而利用脑电波技术可以发现，人们在听到不同描述的时的大脑的反应也不同，“保留”时大脑的P300波成分要比“失去”时大，这说明人们的这种决策误差有生理上的基础，大脑对不同描述的加工是不一样的。

【图3 情景描述对人们决策的影响】

默认选项的偏好

接下来，于荣军给大家介绍了另外一种决策中的偏好：默认选项偏好。我们都知道在网上购物的时候有时选项是商家帮助我们选好的，不同意可以更改，同意可以保留。默认选项也会影响我们的心选择吗？于博士举了一个器官捐赠的例子。在欧洲，有的国家每个人生下都会被默认是器官捐赠者，而有的国家则默认所有人一出生都不是器官捐赠者。对于两种国家来说，每个人都有选择是否捐赠器官的权利。但研究发现，默认的状态会影响人们的器官捐赠概率：默认一出生就是器官捐赠者的国家有高达95%的器官捐赠率，而那些默认不捐赠的国家只有10%-20%的有效捐赠率，可以说是天差地别。仅仅是默认设置这样一个很小的事件，却可能决定了很多人的生死，这不得不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个现象可以用努力程度来解释：比如说有些人很懒，不愿意自己去修改默认设置。也可以用社会遵从来解释：如果社会不默认器官捐赠，可能是因为有一些文化传统或集体的社会心理认同。

于荣军的研究有一部分就关注了人们在做默认或非默认选择时的心理学变化。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自于英国电视赌博节目：“换还是不换？”。在这个节目中，参与者被要求选择一个盒子，里面可能有1英镑，也有可能有1万英镑。在打开盒子前，主持人要最后询问一次他“换还是不换？”。节目的精彩之处就在于参与者可能会放弃原来的盒子选择一个新的，打开盒子一瞬间为刚才“换还是不换”的选择做出的或悲或喜的反应。

于荣军就设计了一个类似的实验。这个实验中，他们也告诉参与者有两张卡片：一张是“赢”，一张是“输”。同时，参与者会收到其中一张“默认卡片”，他们可以选择接受或换另外一张卡片。无论是选择默认还是互换，人们获胜的概率都是一样的，都是50。在参加实验的18个人里，更多的人倾向于了默认的选项，而他们的选择时间是类似的。不过，当问及选择后的受挫感或满足感时，总是选择换牌的人感觉更加强烈。接下来，于荣军做了一个核磁共振的实验，发现不同的选择也会带来大脑不同的反应。如果换了卡片以后却输钱，人们有关挫折的脑区就会更加活跃，而赢钱的话和快感有关的脑区也会反应更加强烈。这种大脑的反应甚至在人们看到输赢的结果之前甚至就已经有所反应，可以根据大脑的活动来预测出人们受挫或愉快的程度。

于荣军还介绍了他另外一个有关赌博的研究。赌博机上如果出现三个一样的图案就预示着赢钱，但常常我们会看到“只差一个全中”的情况，这时候虽然我们并没有赢钱，但大脑却也能体验到一种快感，虽然没有赢钱带来的快感大，但也能激活大脑相似的脑区。因此赌博机会利用这种特性，只花费一点点钱就能引诱人们对赌博上瘾。所以国际上也有规定，庄家不能大量操纵赌博机去造成这种情况，因为他们可以不花花一分钱就让人体验到赢钱的感觉，让更多的人依赖上赌博。

和他人有关的决策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受别人的影响，别人的快乐、悲伤都能够影响我们的情绪。例如很多人不仅喜欢打牌，也喜欢看别人打牌。这在经济学上很奇怪，因为看别人打牌自己也不能获取任何利益。于博士介绍了一个有关这个现象的脑电波实验。在实验中，人们不仅自己要玩一个赌博游戏，也会看别人玩这个游戏。结果发现，人们看别人打牌赢钱或输钱时产生的脑电波也和自己打牌输赢时产生类似的反应。

而在这个“感同身受”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也会调节这种体验的强度。例如《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的观众，尽管主人公赢钱并没有他们的时，但因为他是普通大众的一员，因此周围的观众也会同他一样高兴。这种反应是纯粹的经济学家无法理解的事情，因为这不符合一个理性经济分析的结果。而很多成功者降低自己的身份，讲自己以前的卑微起点，就也是基于这样一种是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共同感，让人们能够更加认同他的说法。

在于荣军的一个核磁共振实验中，他把参与者看另外两个人打牌，其中一个人是比较符合社会期许的“好人”，而一些人则表现得不符合社会期许的“坏人”。然后他记录下参与者自己大牌和看别人打牌时的大脑反应。结果他发现，人们看到好人赢钱就会更加地激活和自己“赢钱”相似的脑区，如果看到“坏人”大脑就不会被激活。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可以调节脑区间的互相连结作用。这个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亲社会行为背后的形成机制。

于荣军认为，从这些研究我们可以思考一个社会如何能让人生活的更加舒适、方便、和谐。如果设计者都可以考虑到人们的非理性选择，就会让人感到更加舒服。他举了一个英国道路标志的例子。由于英国的车靠左行，很容易给旅游者带来不方便，因为习惯靠右行的人会自然地往左看。因此他们在地上写了一个大大的“向右看”的标志，这就是非常人性的考虑，体谅了人们“非理性”的自然反应。一个社会的高速发展很重要，但更重要的也许是人性化的设计使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合理。最后于荣军希望大家在听完讲座之后，能够更多的理解我们对社会和师姐的理解可能不像我们认为那样的理性。大家不妨让大脑的思路变得更加开放一点，或许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图4 现场观众提问踊跃】

提问环节

在提问环节，观众朋友们非常踊跃的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其中最多被问到的话题是 ，如何避免购物时的“不理性”消费？余荣军说，很不幸的是人类对未来的预期是非常不精确的。而且商家还发明了信用卡，让我们花钱的时候不知不觉就花出去了。作为想要“理性”一些的消费者，就必须意识到自己的“非理性决策”。尽量地用一些自我控制，或他人控制的方法，例如设置信用卡额度，或是在掏钱之前提醒一下自己，避免事后追悔莫及。不过如果用主观幸福感作为标准的话，花大量的时间考虑价钱也可能会降低购物的幸福感。很多人买东西可能就能因为“只选贵的”而享受到购物的快感，这样心理上的非理性是可以理解的。

另外一些观众提出了关于理性和感性之间平衡的问题。比如失恋的人明知道有些做法不对，却理性战胜不了感性，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在生活的决策中，观众想了解，究竟应当服从感性还是服从理性的判断呢？于荣军回答说，感性就像一匹脱缰野马，理性是马夫。但有些时候理性真的驾驭不了感性，尤其是在激情情况下，感性的力量非常强大。例如我们对蛇的恐惧就是进化而来，无法控制的。因此，调节情绪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只要没有到情绪失控以致病态的程度，都是可以在接受范围之内的。另外在理性和感性的抉择之间，余荣军认为是需要取舍的，情感上的满足快乐和理性的选择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既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理性决策的机器，也不要过于被感情牵着走。

观众的另一部分问题围绕着和吸烟，精神疾病等和健康有关的问题如何影响人们的决策。于荣军介绍说，尼古丁，毒品等生理的药物会通过改变人们的大脑结构而改变人们的决策行为。这种效果比行为的效果更大，更难以逆转。而一些精神疾病也有类似的效果。一个例子是在帕金森症中，给病人服用一些药物以后，从来没有赌博的现象的病人，虽然服用药物之后帕金森病治好了，却迷上了赌博了，成为治疗上的一个副作用。他研究的另外一个群体就是英国的“问题少年”。在英国由于青少年很自由，暴力的问题青少年非常多。这些青少年的决策就和成人非常不同，情绪非常容易被激怒，决策习惯和对他人的情绪及各种外界刺激的加工跟普通人差别是非常大的。

有观众提问说，为什么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冒险，或者喜欢赌博呢？于荣军介绍说，有研究发现那些嗜赌成瘾的人，他们和奖励加工相关的脑区的活动会降低。也就是说这些人赢钱的时候，他们的大脑会比一般人反应会更低。这和吸毒类似的，刚开始吸0.5克就可以了，但后来就需要1克，1.5克、2克才能达到快感。赌博也是类似，成瘾之后这些人就变得不敏感了，就变成更大的需求。但他也说，虽然有的人有冒险的特质，但有时候人们在一件事上喜欢冒风险不代表在所有事情上都会如此。例如有的商人在商场上非常倾向冒险，因为他在这里面觉得非常自信，但是在生活、择偶上就非常保守。

最后观众提出了一些关于赌博研究细节的问题，例如不同数额的赌博是否会有不同的结果，以及人们在“深思熟虑”之后是否还会产生“非理性决策”的问题。于荣军说，他相信小面额和巨大额度的赌博会有不同的机制，不过由于经费的限制无法对大规模的赌博进行研究。例如“俄罗斯转盘”赌博，以生死为赌注，是非常惊险的赌博游戏，但这样的研究肯定是不会被允许的。不过有些研究者也开始制作一些赌博机来做一些现场的测验。另外他说，大部分参与实验的人即便了解了实验目的之后，也很难消除决策的偏差，这就像视错觉一样，是难以消除的“心理错觉”。不过强度等或许可以通过一定的认知训练而消减。

【图5 讲座结束后观众还意犹未尽地和于荣军交流了近一个小时】

这样一场内容丰富讲座真有点让人应接不暇。年轻的于荣军却给我们带来丰富的有关神经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还有生动的生活中的事例。讲座之后，相信大家都能对我们的内心有了更多的了解。人也许正是由于这些非理性的心理活动才变得如此感性，可爱。也因为人与人之间相互的关切，才让我们的决策有了人情味。和完全理性的生活相比，或许我们的“主观幸福感”才更重要的。

本期Staff：淳子、桔子、悠扬、飞树、滕青、Civet、晓风微微、郑然、娄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