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KeiraX
我想，你们一定同意我的观点，那就是多多接触富有挑战性的文学作品对我们大有益处。这也是当学校课程简化，互联网开始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超链接文化的诞生使得我们感到遗憾的原因之一。也许我们不会读完所有我们认定的伟大作品，但如果我们不做的话又会产生负罪感，因为我们会把这个看作是不完美的表现。不读读安娜·卡列宁娜[1]，不读读米德尔马契发生的故事[2]，不读读马塞尔和朋友们的故事[3]，如何能拓展我们的想象力，升华我们的道德水平和社会情感呢？
现在如果有人要你提出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我希望你能至少有一个，或者能有以下的反应：首先，为什么会有人需要证明如此正确的观点？第二，他到底想要什么样的证据呢？回答第一个问题很容易：对于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而言，我们不应该先入为主地假定它确实有教化的作用。也许你会认为我们可能会更明智地用多种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提出证据：举个例子，仅仅是信任（相信优秀的文学作品有教化作用）。但是，即便存在很多问题，当然，也没有人会认为这是其中一个。
我们到底能提出什么样的证据呢？当然，像我们这样接触文学而变得更具人文关怀，更加智慧的家伙来说，确实算是可以提得出来的具体实例。我们确实是这类人，是不是？
通过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会提升我们的道德水平的观点目前仍然缺乏一定依据。我也希望不要有人太致力于推广这个观点。所有我们对自身的理解都显示出一点，那就是我们确实不能够很好地了解如何成为我们应该成为的那种人。事实上，我们时常觉得，我们并不真正了解自己属于哪一类人。我们习惯性地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外在环境，把他人的失败归咎于恶劣的品质。但假如真正有“做坏事的人是因为糟糕的性格”这种原则，我们不可能全都是这种原则中的例外。
我们很难知道为什么自己做出了选择，也没能意识到事件中细微的改变是如何让我们从这选择走向了另一个。当说到其他人，你也能有自信地说，那个读过普鲁斯特的朋友能变得聪明、很会社交又慷慨大方正是因为他读书读得不错？另一个角度也不一定成立：比起其他人，那个聪明的、会社交还颇具同情心的人一定更能从文学作品里呈现出的种种复杂的人际交往中发掘出更多乐趣？
另一方面我们又常常听到另一种观点，以今年早些时候在《纽约客》网页版上登载的一篇文章为例。这让我想起了那些有教养的纳粹，作者泰如·科尔（注：尼日利亚裔美国作家、摄影师和艺术史学家）注意到，那些喜欢读小说和诗歌的总统更喜欢每周签署无人机袭击的许可令，他质疑的是，“文学作品的吹嘘能力会引起同感”这种情况会发生吗？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难令人认同的观点，不只是因为我并未被针对无人机的道德谴责所说服，而是因为没有人能宣称阅读文学作品会绝对地保护某个人不受到道德上的引诱，或是能够改善我们身边的发生种种罪恶。没有复杂的统计学技术的帮助，我们用来衡量药品和其他医疗干预的效力的微薄利润将不会很明显；为什么认为文学作品的效力就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衡量呢？现如今，共同的经验或是心理学领域上的研究已经足够成熟用来开启我们对这个命题的检验，但我们仍需要超越这些，寻求更多方式。
心理学家已经开始在这个领域做一些研究，我们也许能从中获知一二。我们知道，如果你让一个人读一篇短小又低劣的儿童谋杀案小说，他会在读完之后比平时更感觉到对这个世界的失望。这样短暂的对事物看法的改变展现出了小说对我们的影响，就像随便按了我们的情绪按钮一样。但这并不能说明小说的确能在情感方面或是用其他方式带给了我们很大提升改进。
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据称）人们更易于相信根据一定真实事件改编的小说。奇怪的是，人们也更愿意读离自己更远的地方发生的故事：正如1997年由黛博拉·普伦蒂斯（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和她的同事发表的研究中显示，普林斯顿大学的本科生对一个发生在耶鲁大学的故事的内容比发生在自己校园要记得更多。（不用担心普林斯顿人的“背叛”，反过来做测试的时候，耶鲁人和普林斯顿人一样糟糕。）伴随着一系列精良制作，电视剧也成为获取知识一个良好渠道。根据2001年的一个专为凯泽基金会[4]而开展的研究显示：定期收看《急诊室的故事》的观众可通过剧中人物的演绎掌握更多的医学方面的知识。但我们仍然没有确凿证据来证明人们可通过阅读托尔斯泰的作品来提升道德、社交的水平。
目前开展的研究还是不够的，我也并不认为相关的心理学证据已足够接近我们的结论。目前开展的大部分研究并没有直接引用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巨著，大多是为特定的实验性目的而设计，对部分小说的研究，可以说只是隔靴搔痒而已，很少有真正集中研究文学作品在道德和社交提升方面带来的效果，更别提有实例能证明文学作品是否的确会在道德上起着积极的影响。
在这个问题上，各方观点的深度与证据的引证仍然存在着令人颇为疑惑的悬殊差距。事实上，我认为情况要更糟，支持文学有教育开化作用的一方并不会过于看重证据的力量——他们甚至认为证据本身并没有切中要害。然而文学作品的价值并不应该只关乎信念，可是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它的价值确实就是信念本身。
现如今的哲学家们都是认真细致的家伙，他们正如你所希望的那样，经过了各种形式的争论和失败的历练，奇怪的是，他们中间的很多人仍能充满自信和激情地写下“文学能带给我们各种知识”、“文学人物能为我们树立特别的道德榜样”的结论。在玛莎·娜斯鲍姆[5]颇具影响力的作品《爱的知识》[6]一书中，她就提到一个观点，小说的叙事赋予了文学作品一种会衍生出道德领悟的独特力量；在亨利·詹姆斯[7]这样的文学巨擘的手中，小说能够为我们创设出一个充满生动细节的道德困境，允许我们在没有个人取向上的曲解的情况下，进行深入的思考。
我不会一口气写下所有这些推测，但文学能够运用多种形式提升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这种观点能够时常出现在脑海中也是一件好事。文学帮助我们学习进步，可它并不会显示出它的确帮助了我们，（设想一个学校的督察，通过列举老师帮助学生学习所采取的各种方式来展现教育系统的效能，相信这个督查很快会丢了工作。）如果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文学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那么一定会更令人精神百倍。我可以自信地说，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证据的出现。但这些证据会说明什么，我并不觉得很乐观。当下能提出的一个原因就是，文学会带来道德和社交学问的观点很有可能是我们被误导了。
像玛莎娜斯鲍姆这样的人一直探讨文学的益处是有理由的，那就是为了探讨复杂事物中真正的内在属性和相互之间的联系在文学或小说叙事中的表现。文学会让我们远离那些简单的道德准则，那些在我们面对一团糟的现实生活时需要作出选择却多次被证明没有用处的法则，同时让我们准备好在那个本应该充满理解、充满理智判断准则的世界里去展开一次暴风雨般航行。换句话说，文学可以帮助我们成为，或是更接近成为“道德专家”。
这种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长期存在的一些证据，主要是指我们所寻求的针对错综复杂又不可预知的领域中的大部分专家意见（道德准则当然包括在内）并不真实。自50年前心理学家保罗弥尔（美国心理学教授，2003年去世，去世前在明尼苏达大学任教。）的研究开始，一个接一个的研究都显示，遵从简单的原则（比起专家考虑到的因素，这些原则考虑的因素更少）至少会让人做出一样的选择，一般来说，还可能会比依靠专家的判断做出的选择更好。（不是依靠那些本来对人就有益处的原则，而是这些原则确实比专家意见要好。）
在丹尼尔·卡内曼[8]最近的一部著作《思考，快与慢》中就提出了一些能够证明这个观点的颇具说服力的证据：在那些专业领域里引人注目的失败判断，包括预测红酒未来的价值、棒球运动员的表现、新生儿的健康以及夫妇未来婚姻的稳固性等都被证明是不可靠的。
也许你就问了，为什么你会抱怨人们在没有能够证明道德领域的失败的直接证据时就选择忽视这些证据？毕竟，没有人彻底做完这个领域的所有试验。
当然，我承认，最终这些证据对证明文学使我们成长为道德卫士是很有利的。我也承认，道德方面的思索也并不是唯一的领域，事物是如何在不同的情景下以令人迷乱的不同方式发展也是我们想了解的一部分。也许我们也会发现，通过身临于文学作品里设定的复杂的道德选择境况中，各种专家久经训练的道德推理也许要比仅靠简单的道德经验准则要好得多。
然而，无论如何我并没有驳斥道德是我们所渴求的品质的这个观点。但我确实认为这是对任何严肃地将每种情况归结于道德的人需要面对的挑战。
一切最终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找到直接的、因果关系明晰的证据：我们需要展现出阅读文学作品会让人最终产生积极的变化。当然这也需要大量细致又颇具远见的心理学的研究（比如，设计一个通过阅读《战争与和平》来检验阅读效果的实验。）然而，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可能会继续秉持着“文学有改良作用”这种积极观点，即便它只是建立在虚无缥缈的情感观点之上
有种观点声称文学不过是任意领域里的精英分子的一种身份象征，我从未被这种观点说服。同样还有所谓的“审美价值”或者更贴切地说是“审美价值群”，复杂程度达到可能需要进行口头表达或是继续转嫁到任何既定作品。
但是，反精英主义的人的担心是无法避免的。许多人从文学作品中享受着难得的乐趣，但却并不能从阅读中收获到审美艺术方面的回报；他们同样坚持认为阅读可以达到对他们的道德有所启迪的效果，只是对我们来说还没办法真正了解而已。
注：
[1] 《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品。本书通过女主人公安娜的追求爱情悲剧，和列文在农村面临危机而进行的改革与探索这两条线索，描绘了俄国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广阔而丰富多彩的图景，先后描写了150多个人物，是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
[2] 英国女作家乔治·艾略特的小说《米德尔马契》，讲述虚拟英国小城米德尔马契里的各种人生悲喜剧。
[3] 这里指的是文坛巨匠马塞尔·普鲁斯特写下的《追忆似水年华》，全书以叙述者“我”为主体，将其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融合一体，既有对社会生活，人情世态的真实描写，又是一份作者自我追求，自我认识的内心经历的记录。
[4] Kaiser Foundation凯泽基金会是美国范围内非盈利、无党派、私人经营的一个基金会，总部设于美国加州门洛帕克市。基金会主要关注面向全国及美国联邦的医疗卫生政策。基金会表示，它们是为医疗政策制定者、媒体、医疗社区以及一般公众提供医疗信息和分析的无党派组织。——来自网络
[5] 玛莎·娜斯鲍姆：美国当代最重要的古典学家，伦理学家和公共政策研究者。
[6] 《爱的知识》Love’s Knowledge：这本书汇集了玛莎娜斯鲍姆已发表的文章及相关的一些修订，重在研究文学与哲学特别是伦理学之间的关系）。
[7] 亨利·詹姆斯：19世纪美国继 霍桑、 麦尔维尔之后最伟大的小说家，也是美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大文豪。代表作《一个美国人》、《一位女士的画像》。
[8] 丹尼尔·卡内曼：拥有以色列、美国双重国籍的经济学家，获得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思考，快与慢》人类究竟有多理性？——思考，快与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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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读者真切体会到系统1和系统2这两个主角的特点，卡尼曼介绍了很多经典有趣的行为实验，指出我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什么时候不能相信；指导我们如何在商场、职场和个人生活中作出更好的选择，以及如何运用不同技巧来避免那些常常使我们陷入麻烦的思维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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