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成见误了教育

近日，在中考高考中降低英语考分比重的呼声渐起，在北京等地甚至已经进入计划。包括教育部前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在内，呼吁弱化英语教育所持的理论依据，是英语课挤占了“国学教育”的时间。

钱穆先生曾称：“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名词。”在论述英语与国学矛盾的时候有网友问王社长国学是什么，他的说法是“国学即人学”。说文学是人学我还觉得有理，而国学在海外并不是全世界都在学。假如有人不钻研国学，那还是不是人？无论怎样，“国学教育”，是一个很大的帽子，其界定历来值得商榷。英语只是一门语言，用它来给“国学”教育这么大而无当的概念来顶罪，恐怕是“错怪好人”。

笔者日前在《南方都市报》撰文称，此举会加剧机遇的不公。削弱公众教育中的外语教育，只会让一些普通家庭的孩子受害，难不倒条件比较好的家庭——— 他们的孩子，到了高中、大学，就可以送孩子出去读书，以后还有很多机会让孩子提高外语水平，拓展各种机遇。但是也有读者给我的反馈是： “英语作为外语，优势群体子女在地域及资源等因素中的优势，是弱势群体子女所不具备的。所以把外语作为应试的重心，弱势群体子女自然就会失败，早一点开设英语，弱势群体子女就会早一点失败，从而保证优势群体子女的优势。” 

这个新视角，很有价值。只不过其中诸多论断不知是否确有依据，例如英语考试弱势群体是否先天不足，我觉得有很值得做一番实际研究。一些想当然的说法，恐有以讹传讹之误。我上大学那阵子，去参加英语系面试，从老师中听到一个偏见：“桐城人方言重，不适合学外语。”好像我们比不过合肥等地的城市学生。后来，我们那一届的49个英专学生中，有9个桐城人。英专沦为一群普通话讲不好的桐城人的“重灾区”。但后来我们发现，我们这批人学得都还不错。英语也要下苦功，乡下孩子因为高考配额不足，反而更刻苦，这可以弥补师资、接触材料方面的不足。

多一些实际数据，恐怕会少掉不少成见偏见谬见。这些方面很值得学者去下一番功夫，比如他们可利用现有重大考试的结果，和基本人口构成数据，去展开分析。 不能单纯依据“目测”去下结论。当我提出这种看法时，那位读者又称，他说的现象在高校“一看就知”。这种“一看就知”受主观印象的影响很大，有时候我们带着有色眼镜，只会看到我们想看的东西，继续验证、强化自己的偏见，而不是发现新的真相。我最近去参加美国一信息技术会议，发现有个有趣现象，根据“目测”，年轻学生应该更喜欢电子读物，但是实际调查发现，绝大部分学生实际上更喜欢纸质教材。

 

“国学”和“外语”在教育这一回合的较量中，外语占了下风，恐怕就是这种“目测”和成见所致，而非真正有实际的决策依据。英语和中文的此消彼长，我想可能更多体现在购买图书这种预算上。而在学习上，两者的学习并非“零和”的、此消彼长的游戏。英语学习对中文学习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说法，属道听途说和以讹传讹。研究界有一笑话，称七月份纽约冰淇淋销量最高，同一月份纽约犯罪率也最高，看来冰淇凌刺激了犯罪率。任何一门学问，都不能把同时发生的现象，简单地建立起因果关系，否则与占星术何异？

导致英语热国学冷的诸多原因之中，不乏国学教育本身的失败。而这种失败，是整个应试教育失败的一部分。我上高中的时候，语文老师直言不讳地说，现在的语文教育，不是让人启蒙。那些稀奇古怪的考试项目，如阅读理解后的选择题、成语辨别，不是要考你会的，而是要考你不会的，为了选拔而选拔，这种考法和相应的教法，是要把“学生一棍子打晕”。 在这方面，英语教育和语文教育其实是难兄难弟。

反过来，中文和外文学习，事实上还可相辅相成。朱光潜先生曾称：“在现代研究文学，不精通一两种外国文是一个大缺陷。尽管过去的中国文学如何优美，如果我们坐井观天，以为天下之美尽在此，我们就难免对本国文学也不能尽量了解欣赏。美丑起于比较...纯正的文学趣味起于深广的观照，不能见得广，就不能见得深。”（朱光潜《谈翻译》）同样，涵盖经史子集的“国学”教育，或许还可从英语教学的方法论中受到启发。比如在美国，英语阅读是一门专门的课程，学生要阅读大量图书，并有相关的测评可对学生进行阅读效果和进度的追踪，这方面多依赖一两本教材来学语文的中文教学可以借鉴。

在学习方法上，我们的思维可拓宽一些，去想如何改进今日学生的学习方法，让中文学习和外语学习齐头并进。最近我看了郭凤岭先生所编《翻译的尴尬》一书，上面记载了不少翻译家的成长道路，我发现这种中文外文同时长进的状况非常普遍，甚至是多个语种的学习齐头并进。例如傅惟慈先生，是英法德俄语都会。如今很多学习者学英语学得吭哧吭哧，最后恼羞成怒，拿国学来当遮羞布。

可惜翻译大师们的故事，又以逸闻趣事为主，不知可推广程度如何。我想教育界应该致力寻找更为合理的学习和教学方法。找方法的第一步， 是走出迷信和“目测”，以免其阻碍了我们对高效学习方法的追求。这是一个大数据的时代，我们能否借数据之力，发现到底什么样的学习方法更为有效？关于中国学生的学习特征和效果， 教育部门应该有各种数据可供挖掘，比如按区域、人口统计特征等多种手段，分析学习效果，也可通过各种实证方法，了解学习者的学习过程，让更多学习者得益，使得不同学科的学习都有长进。

这方面美国教育研究中就有不少研究，对于学习者极有帮助。比如前不久我看到一份报告，称一些我们传统认为有效的“学习方法”，如划重点划线，反复朗读，并不有效。而另外一些方法，比如“自测题”，就更有效果。老师如果把一些测试放到网上，用Quizlet之类软件，让学生去自测，学习效果更佳。还有一种好的学习方法，是“间断学习”，亦即把一小时的疲劳战学习，分配为三个二十分钟。在这种新的时间分配方法之下，学习同样内容，往往效果更好。这些研究结论的成果普及开来，我想很多人都会从中受益。

另外，学习者之所以感觉外语或者语文学习枯燥，也是因我们缺乏对于学生心理的深入研究，比如不知道设计怎样的学习材料，可增加学生学习动力。这方面，也是有不少研究，支持某些方法或结论。比如学习材料调用多种媒介，会比同一种媒介（如文字描述）效果好。

和枯燥相对的学习，是高激励型的学习。激励学生的学习动力，需增强材料的相关性。而最相关的材料，无非是来自于现实场景的材料。倘若增加来自现实生活的测评材料（authentic assessment), 会比现今常用的标准化测试，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标准化测评并非一无是处，但是使用过于普遍，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创意。著名教育家肯·罗宾逊（Ken Robinson）举过一个例子：研究者在一张纸上划了一个三角形，让孩子们去画个包括这三角形的屋子。一组学生得到暗示，是这种屋子必须是“正确的”样子，另外一组学生可以随便去画。研究结果发现，“正确”屋子那一组的儿童，画出来的屋子大同小异，缺乏创意；而对照实验组的小孩，画出来的屋子千姿百态，瑰丽无比。由此可见，哪怕是测试方法改变一下（比如从有“正确答案”的标准化测试，到开放式的测试），学习的收效就截然不同。这种发现，应该有助于我们在沉疴积累的应试教育中找到新的测评和教学思路。

各种通过教育和心理学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和来自实际调查的数据，应该成为教育改革的依据。现在各个学科，都讲究基于实证（evidence-based)。 教学领域， “基于实证的教学”（evidence-based teaching), 也开始受到关注。如果还是仅仅依靠目测、拍脑袋和坊间传说来改革，恐非学习者之幸。在实证研究上不下苦功，解决学习者的实际困惑，而仅让“国学”和外语捉对厮杀，结果会是两败俱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