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股评论：成功人士的品质

2014年01月31日 纽约时报中文网

       今天，一个表面看来违反美国精神的美国现实是，向上的流动性和美国梦，对一些群体的真实性和有效性，要远远超过另一些群体。这么说也许触犯了禁忌，不过，某些人种、宗教信徒和民族出身的群体，比一般美国人活得显然要好得多。

　　印度裔的收入几乎是全美平均状况的两倍(印度裔家庭的年收入中位数约为9万美元，而全美家庭的中位数为5万美元)。伊朗裔、黎巴嫩裔和华裔也属高收入群体。在过去30年里，摩尔门教(Mormon，旧译摩门教)信徒已成为美国商界的领军人物，在许多最知名的美国公司里担任最高职务。这些事实并非表明一些族群比其他人“更优越”，物质的成功也不等于美好的生活。但话说回来，一厢情愿地无视事实，从来都行不通。

　　历史上，犹太人的成功史最为源远流长、覆盖面也最广。尽管犹太人口只占美国成年人口比重的2%左右，他们却占据了美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目前三分之一的大法官席位，贡献了逾三分之二的托尼奖(Tony Award)最佳词曲作者得主，以及约三分之一的诺贝尔奖美国得主。

　　这些事实最令人舒心的解释是，这只是阶层分化的人为产物——富裕的双亲把优势都传给了自己的子女——又或者，抵达美国的移民有着高超的技能和优越的教育水平。虽然这些因素相当重要，可是它们只能对此类现象做出一小部分的解释。

　　如今家财万贯的摩尔门教商人常常出身卑微。尽管印度和中国是通过与就业相关的渠道把大部分移民送入美国的，然而，有将近一半的印度移民和过半数的华人移民，是在不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下来到这里的。许多人都是穷人，没受过什么教育。 罗素·赛奇基金会(Russell Sage Foundation)2013年公布的综合数据显示，无论父母的社会经济背景或教育背景如何，华人、韩国和越南移民的子女，都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向上流动性。

　　以纽约市百里挑一的公立中学史垈文森高中(Stuyvesant)和布朗克斯科学高中(Bronx Science)为例。这两所学校都是常春藤联盟的生源大户。在2013学年，史垈文森高中以标准化入学考试为唯一标准，录取了九名黑人学生、24名西语裔学生、177名白人学生和620名亚裔学生。 在华人出身的亚裔学生中，有许多人的父母是在餐馆等地打工的工人阶层移民。

　　光是说特定族群比其他人表现更好——通过收入和考试成绩等方面来衡量——就足以在今天的美国掀起狂风巨浪，甚至还可能会受到种族主义的指控。讽刺的是，事实其实拆穿了人们对种族的成见。

　　在美国，有些黑人和西语裔群体的表现比部分白人和亚裔群体优秀很多。许多来自牙买加、加纳和海地等西印度群岛和非洲国家的移民都在攀登美国高等教育的阶梯，但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或许是尼日利亚裔人口。 尼日利亚后裔在美国黑人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不到1%，但在2013年，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有将近四分之一的黑人学生都具有尼日利亚血统；超过四分之一的尼日利亚裔美国人都有硕博或专业学位，而拥有同等学位的白人只有大约11%。

　　仅仅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迈阿密的古巴裔美国人就从普遍贫穷发展到了相对富裕。到了1990年，出生在美国的古巴裔儿童——他们的父辈是作为流亡人士来到美国的，其中很多基本一文不名——每年能挣5万美元以上的几率是非西语裔白人的两倍。三名西语裔联邦参议员都是古巴裔。

　　同时，一些亚裔群体——例如柬埔寨和赫蒙族后裔——在美国属于最贫穷的阶层，中阿巴拉契亚地区的一些白人占绝对多数的社区也如此。

　　最根本的是，每个族群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起起落落。数十年来，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简称WASP)精英的运势一直在衰退。1960年，第二代希腊裔美国人的收入据称在所有接受调查的人群中位列第二。 某个族裔在美国所取得的成功往往会在两代人以后消失。所以，虽然2012年亚裔学生的总体SAT成绩比平均水平高143分，比白人高63分，但2005年的一项研究对2万多名青少年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第三代亚裔学生的学术表现并不比白人学生更好。

　　这些群体如此起起落落的事实反驳了“模范少数族裔”的全部理念，以及认为他们的成功是因为先天生物差异的看法。 实际上，是文化力量在起作用。

　　事实证明，尽管存在各种差异，如今在美国社会非常成功的族群都有三大利于成功的法宝。 首先是至上情结，即深信自己卓尔不群。第二点似乎刚好相反，是缺乏安全感，也就是觉得自己或自己的所作所为还不够好的那种感觉。第三则是自我控制。

　　来自任何背景的任何个人都可能拥有我们所说的这三大法宝。但研究表明，部分群体表现出这些品质的可能性更高，所以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更大。

　　说人既认为高人一等，又缺乏安全感，这的确有点奇怪。然而，正是由于这种不稳定的结合，才使人们产生了动力：与生俱来的自卑感，以及证明自己的迫切感。再加上自控能力——即抵御诱惑的能力——结果就是，一直系统性地牺牲当前满足感的人，将来会如愿以偿地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三大法宝中的每一条都违背了当代美式思维的核心原则。

　　我们知道，种族至上的说法既虚无又危险，然而美国最成功的每个族群都认为自己非同凡响。摩尔门教徒自认为是地球上“胚胎形态的神”，要带领世界走向救赎。用历史学家克劳迪娅·L·布什曼(Claudia L. Bushman)的话说，他们认为自己是“道德腐化之海上的一座道德孤岛”。中东问题专家和许多伊朗人曾明确地指出，波斯人具有“至上情结”。大多数犹太儿童在他们的第一次逾越节家宴上就会听说，犹太人是“神的选民”；随后，可能会有人告诉他们，犹太人是一个有道德、崇尚法治和智慧的民族，是一群幸存者。

　　缺乏安全感竟然是成功的一大要素，这在美国文化中又是一件令人生厌的事。力不从心之感往往会引发担心，甚至成为接受心理治疗的理由，而家长故意在孩子心中植入不安全感几乎是无法想象的。然而，这种不安却深深植根于美国每个成功群体的心中；而且他们还会有意无意地把它安到子女身上。

　　社会学家鲁文·G·朗博(Rubén G. Rumbaut)牵头进行的针对5000多名移民子女的研究有一项主要发现，孩子们之所以觉得“要有所成就”是因为他们时常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有义务回报父母所做的牺牲。包括哈佛社会学家维维安·S·路易(Vivian S. Louie)所进行的深入的实地工作在内的大量研究显示，华人移民父母经常会对子女的学业寄予厚望(“为什么只考了99分？”)，让孩子们觉得“家族荣誉”维系于自己的成功。

　　相反地，研究发现，美国白人父母则更注重培养孩子的社交技能和自尊。“你真棒。爸爸妈妈永远不希望你为任何事而烦恼”和“如果你成绩不好，就会让家人失望，最后会流落街头”这两种说法存在巨大的差异。在对数千名高中生进行研究后发现， 亚裔学生的自尊心在所有族裔中是最低的，尽管他们的学习成绩最好。

　　不仅如此，身为社会里的外来者，这本身就是不安全感的一个源泉，而美国最成功的族群都是某种形式上的外来者。移民们担心，自己是否能在陌生的土地上生存下去，常常会和子女交流生活中的不安。因此，普遍的信条是：他们能夺走你的家园或生意，可是夺不走你所受的教育，所以，更刻苦地学习吧。后来者和宗教少数群体可能会面临嘲笑或敌意。据报道，在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接掌政权后逃到迈阿密的古巴人，在公寓楼上看到了写着“古巴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标志牌。在2012年的选举周期，摩尔门教徒一定听说了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整洁体面的儿子们被媒体说成“瘆人”的报道。被看扁或鄙视的感受和至上情结混合在一起，可以成为强大的驱动力。

　　最后一点，自我控制也不符合当代美国文化的主流观念。无数书籍和治愈系的电影都在大肆宣扬活在当下是一种美德，控制自我冲动的人不是活在当下。主流文化担心，过度的限制或要求会破坏儿童的幸福。可与此相反的是，美国最成功的每一个族群，都对子女的童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从幼儿时期起，他们就教导子女要养成自律的习惯。至少，当这些群体处于上升期时，他们是这么做的。

　　在孤立状态下，这三大法宝的每一种都不足以成事。单独来看，至上情结是自满的诱因；单纯的不安感可能会让人形成致命缺陷；自我控制则会导致苦行主义。只有把三种特质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动力，产生托克维尔口中的“上升的渴望”。

　　当然，成就斐然的族群没有把这些特质灌输给群体内的所有成员。他们没必要这么做。如果周围的平均成功比例是每20人中有一人成功，那么，假设一种文化能在10人中促成四人取得高度成就，他们获得的成功将是远高于一般水平的。

　　不过，这种成功是有代价的。三大法宝中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病状。自我控制会削弱人们感受美丽、宁静和随兴而发的喜悦的能力。不安的人感觉好像自己永远也不够好。小说家谭恩美(Amy Tan)回忆说，“在长大的过程中，我一直想着永远都不可能让父母高兴。这是一种可怕的情绪。”最近的研究表明，亚裔年轻人承受着更重的压力。(不过，和媒体的报道正相反，他们的自杀比例要更低。)

　　至上情结甚至可能更令人反感。纵观历史，族群至上言论一直是压迫、战争和种族灭绝的一个根源。诚然，当外来少数族群利用至上情结作为盔甲，以抵御来自多数族群的偏见和敌意时，这种情结不知怎么，会让人感觉不那么丑陋。可是，种族优越感或宗教狂热，本身实在太容易变成一种不宽容了。

　　虽然作为成功的引擎，这三大法宝的组合发挥了相对良性的作用，然而，恰恰是由于它倾向推动的成功类型，它才依然可能产生束缚性的后果。为了物质成功而奋斗的个人，会轻易地变得过于注重名望和钱财，过于关注外部环境对他们做出的价值评判。

　　美国的少数群体要维持至上情结并非易事。这个国家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竭力把少数非白人族群、尤其是黑人族群描画成低人一等的群体。非裔美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反抗对他们的这种定位，然而其遗毒依然存在。

　　美国黑人当然不是千篇一律的。正如耶鲁大学教授、诗人伊丽莎白·亚历山大(Elizabeth Alexander)所写：黑人“不能被归为一类、十类，或万类。”在美国社会经济的每一个领域都地位显赫的黑人家庭。不过，艺名“迪迪”(Diddy)的说唱歌手、唱片制作人和企业家肖恩·库姆斯(Sean Combs)做出如下表述时，无疑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你知道的，如果你研究黑人历史，就会发现它太负面了。这就好像说，好吧，我们是奴隶，我们被鞭打，被拿水管喷，然后是民权运动，我们是美国匪帮。我要让别人看到我们的才能，这是给我动力的东西。”

　　文化从来都不是决定一切的因素。个人可以藐视最主流的文化，书写自己的人生，就像库姆斯所践行的那样。他们能开创引以为傲的篇章，拒绝对所在群体的主流叙事，或者逆转这些叙事。在任何特定家庭，强悍得异乎寻常的父母、祖父母、甚至是老师都能给儿童灌输前述三种关键特质中的任意一种。只不过，如果你必须自己动手来做这件事，如果你无法从更广泛的社群中吸取文化资源，如果你的身边缺乏榜样，或者缺乏同龄人的压力，你只能日复一日地被你的族群在媒体上的负面形象所轰炸，那么想要灌输这些特质就要困难得多了。

　　不过，如果就此认定，缺乏有效的群体至上情结是非裔美国人贫困状况格外严重的原因，就有些可笑了。真正的原因已经不消多说，其中包括了奴隶制度、系统性的歧视、失败的学校教育、不提拔黑人的雇主、单亲妈妈问题，还有就是这个国家约三分之一的男性黑人青年正待在监狱里，等待审判、缓刑或假释。黑人群体缺乏对至上情结的阐述，这不是妨碍任何特定的非洲裔美国人成功的原因。它只是构建了一道额外的心理和文化屏障，大多数成功的美国群体不需要跨越这种障碍。

　　同时，如果一个群体的成员学会了不信任这套机制，如果他们不认为，像他们这样的人能真的获得成功，那么他们采取自控的动力就会微乎其微。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研究人员最近以一种新眼光重新进行了著名的棉花糖测试。孩子们一开始受制于无效的许诺——大人们许诺他们可以玩新的画画工具，可是根本就没给他们发放——这几乎总是让测试“失败”(孩子们会把第一块棉花软抢到手，而不是等上15分钟来获取之前承诺的第二块)。与之相反的是，当大人们坚守承诺时，大多数孩子都通过了测试。

　　导致贫穷的一些原因——歧视、偏见、机会的减少——同时也可以导致一个族群成功所需的文化力量被削弱。一旦发生这种情况，贫穷就变得更加牢不可破。在这样的环境下，需要更大的勇气、更强的进取心、也许还有某个更出类拔萃的人才，才能突破重围。

　　当然，俗话所说的衔着银汤匙出生的人，能够不必努力工作，不必感到不安或自律，就变得富有(虽然当一个族群以这种方式来传承财富时，它很可能正在走向没落。)在一个阶层越来越固化的社会里，父母的财富对下一代的成功有着显而易见的作用。

　　然而，受前述文化组合影响的族群能在美国占据优势的原因之一，正是导致美国许多穷人机会减少的那些因素。蓝领工作岗位正在消失，竞争日益激烈的高等教育带来了更高的回报，这给了一些族群巨大的优势，这些族群会产生格外多的杰出人物，而且往往年轻有为，还会有格外多的人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眼前的满足。

　　好消息是，导致这些族群取得惊人成就的不是某种神奇的基因。也不是只有他们能接触到的某种有5000年历史的“教育文化”。相反，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三种简单品质所推动的，所有人都可以具有这三种品质。

　　这三种品质的培养——并非易事，也不见得所有人都愿意——是需要坚持的。它要求把努力工作、坚持不懈和克服困难的能力转化成一种认为自己卓尔不群的源泉。这种至上情结不是某个民族、或某个宗教团体所独有的。它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意志力引以为豪。

　　想想 索尼(15.69, -0.44, -2.73%)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的故事。她的父母是为生计所累的波多黎各人。她在感人至深的自传《我至爱的世界》(My Beloved World)中写道，父亲酗酒，母亲“对此的办法是避免”和父亲“同时在家”。因为患有糖尿病，索托马约尔大法官从8岁左右开始就要给自己注射胰岛素，这个过程很痛苦，但她“有幸拥有”一种“顽强的毅力”。她刚开始并不是尖子生。五年级时，她“成绩平平”，要去找班上最聪明的那些姑娘“请教她是怎么学习的”。但很快，她就取得了名列前茅的成绩，几年后，她申请了普林斯顿大学——尽管指导老师建议她申请“天主教学校”。

　　举这个例子不是为了说明，“看吧，在美国很容易摆脱贫穷”。相反，索托马约尔大法官的故事表明，一个人必须得多么优秀，才能克服自己面临的困难。

　　 但研究表明，坚持和动力是可以学习的，尤其是对年幼的孩子而言。这一点支持了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詹姆斯·J·赫克曼(James J. Heckman)等人的观点。他们认为，把面向贫穷人群的教育经费花在幼儿干预上是最优选择，幼儿干预应该从学龄前开始，那时孩子的可塑性是最强的。

　　美国本身就是一个生来有三重特质的国家：特别相信自己出类拔萃、一心想向有贵族气派的欧洲证明自己(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送给巴黎了一具巨型大驼鹿骨架，以证明美国的动物比欧洲的大)、继承了清教徒式的自我控制。

　　但财富和权力有着可想而知的影响，腐蚀着那种不安全感和自我控制，而正是缺乏安全感和自我控制带来了财富和权力。到了2000年，我们只剩下至上情结。这种情结本身只是虚张声势，催生了一种理所当然的特权和即时满足的文化。 因此，近些年的磨难——失败的战争、金融危机、中国的崛起——反常地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人们再度感觉缺乏安全感了。

　　讨论美国“衰落”的那些人漏掉了这一点。需要克服苦难、在世界舞台上证明自己的魄力的美国，是最好的美国。不管结果是好是坏，美国现在再次得到了这个机会。

　　蔡美儿(Amy Chua)和贾德·鲁本菲尔德(Jed Rubenfeld)是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合著有即将出版的《成功三法宝：三种不可能的特质怎样解释美国文化群体起落》(The Triple Package: How Three Unlikely Traits Explain the Rise and Fall of Cultural Groups in America)。

　　翻译：张薇、陈柳、陈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