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消灭了40件事，你感受到了吗？

疫情持续了两年，远程办公技术有了极大的发展，只要有手机或者 Wi-Fi 信号，我们能在任何地方发起或者参与一场会议，学者们能在任何地方作为嘉宾参加讲座，歌手能在任何地方开始他的演出。 科技再一次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即便身处泥沼，人们依然坚韧地向前，社会经济运转几乎如常，甚至工作效率更高、成本更低。

我却有不同的体验。有一次因为采访对象在中高风险区，我们也用上了视频会议 App。那次采访做得不好，因为我一直在分心。当时刚刚讲了几句话，我就发现如果看着屏幕交流，我们的目光是对不上的。后面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一直在调整摄影头，可目光始终是相错的。

采访这项活动，获取的信息不仅仅是采访对象说了什么，他的衣着举止、所处环境，以及讲话时的面部表情、下意识的小动作等都是帮助记者对人、对事建立判断的信息，特别是目光。

眼睛是心灵之窗，难以言传的情绪、态度都是通过目光相对而意会的。眼波流转之间，人才有血有肉，灵动鲜活起来。我曾经采访过为明星和超级模特化妆的化妆师，他告诉我，在一流的时尚圈里工作模特是不能戴美瞳眼镜的，因为美瞳遮挡了目光。

面对面的交流对人很重要。小说家卡夫卡曾经在一封信中写道：" 怎么会有人认为，人们可以通过书信彼此交流！人们可以思念一个远方的人，可以触碰一个近处的人，除此以外的一切都超出了人类的能力。"

卡夫卡认为书信是在与幽灵交流，写在纸上的亲吻不会到达它的目的地，半路上就会被幽灵捕获，被它攫取。现在连书信这样运笔之间能注入抽象情感和意念的媒介都消失了。 按照卡夫卡的逻辑，现在是数字幽灵时代。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担忧：" 有了数字媒体之后，我们难道不会真的渐渐忘了，如何去思念一个远方的人，触碰一个近处的人吗？"

热烈赞颂互联网时代的人，说自己是乐于学习、乐于拥抱新事物的人，建议大家不要做拧巴的人，用旧世界观来看新世界。 我不知道 " 错过的目光 " 算不算旧世界观，数字技术的渗透一方面便利了我们的生活，另一方面也确实带来了深刻的改变。

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让沟通即时高效，同时我们丧失了闲适。数码设备把每一个地点都变成了工位，把每一点时间都变成了工作时间；数码设备还把每一个地点都变成了商场，把每一点时间都变成了购物时间。过去你可能有想不起要买什么的时刻，现在不会了，每一样内容里都植入了营销，别人购物发了朋友圈会启发你也想买，社交媒体上大 V 的种草会启发你也想买，还有各种各样的广告。 现代人就像转笼里的松鼠，在工作、消费的循环里疲于奔命，筋疲力尽。

社交媒体驱散了孤独和无聊，同时我们丧失了内心的安宁。手机屏幕的蓝光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影响睡眠，数字技术把大脑唤到一个更兴奋的状态。

美国心理学博士玛丽 · K. 斯温格尔用自己 20 年临床经验和神经认知科学研究成果写成的书《劫持》，讲的就是数字技术、社交媒体和游戏对现代人特别是青少年大脑的影响。 书中认为，过于依赖数字技术，使人们更难以有效地集中注意力，以及带来显而易见的更高程度的焦虑。这种现象被作者称为大脑紧张，或者技术造成的精神疲劳，后果是精神涣散、疲劳、易怒和抑郁。

互联网发展得太快，我们刚刚接受了 Web2.0 给生活带来的进步和不适，互联网行业又在谈论 Web3.0 了，比如元宇宙。 我们列了一份清单，上面的内容都在逐渐远离数字化的现实，甚至已经消失，可其实这一切只发生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之内。

仿佛是一条长长的时间隧道被压缩了，在这样一场特别的怀旧之旅中，我们想讨论这些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科技，如何调整自己来更好地生活？

如果把历史拉长，每一种新媒介的出现通常都具有划时代的作用。20 世纪 20 年代，广播是新媒体，它报道重大新闻的能力无可阻挡，爵士乐也通过广播节目广为传播。

50 年代，电视占据了舞台的中央。1952 年美国总统竞选，候选人塔夫脱的团队禁止摄像机拍摄代表资格听证会，给观众留下跟幕后政治有涉的印象，而艾森豪威尔的团队擅于利用新媒体最终获胜。 但是，这些更迭都没有数字媒介的渗透那么深入。在数字化时代，媒介已经不是工具，而是我们的生存世界。

人类从远古时代迁徙而来，如今正向网络化的世界迁徙而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董晨宇老师一直在做社交媒体研究、数码人类学研究。他说：" 比如微信，它已经不仅仅是社交媒体。有学者认为它应该叫超级黏性应用平台，还有更激进的学者认为它应该叫生活基础设施。 从前我们使用媒体主要是为了获取信息，现在媒体已经渗透到许多领域。微信可以交水电费，这在报纸时代是没法办到的。 媒介在应用层面越来越泛化了，这导致我们不是在使用媒介，而是生活在媒介之中。"

生活在数字媒介之中，说明这一次的媒介更迭不再是信息传播速度的加快，而是一种全方位的变化。董晨宇用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生活片段来总结变化的内容。他说：" 现在一个人如果坐在咖啡馆里没带手机、电脑、iPad，没和人聊天，只是单纯喝咖啡，旁边的人会觉得他有病。 这里面隐喻了人与技术、人与人、人与世界关系的改变。"

人与技术关系的变化，表现为如果孤身一人或者在无聊的聚会上，人们总是情不自禁地打开手机，让它成为亲密的伙伴。 智能手机不再仅仅是一种传播工具，而是情感的一部分。人与人关系的变化，比如历史上的咖啡馆是人们交流的公共空间，可现在大家坐在咖啡馆里都只盯着自己面前的屏幕，并不互相交流。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雪莉 · 特克尔曾经评论：" 我们对科技的期待越来越多，对彼此的期望却越来越少。" 她 把这种困境称为 " 群体性孤独 "。人与世界关系的变化，表现为信息环境更为复杂多变，我们时常在社交媒体里见证此起彼伏的热点事件，见证各种真相和谣言，见证极端的观点、被操纵的舆论。

迁徙还在进行之中。董晨宇说：" 我们经常说的一个词是新媒体，比如说微信现在可能已经不算新媒体了。 现在学术界觉得‘生成型媒体’这个词可能更合适，它指的是尚未完全普及，但已经出现了大众化苗头的媒体。具体来讲，以计算机、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所搭载的媒体形式都可以说是生成型媒体。"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谈论 Web3.0，比如说区块链技术或者元宇宙都在生成型媒体的范围之内。

Web3.0 的支持者认为，它可以提供更高水平的互动关系，并让网民能从社交和游戏的氛围中得到经济回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永谋说：" 从虚实融合的角度看，这样的进化明显有将人类更多拉进赛博空间的动机。 简单说，它想方设法让人们的上网时间更多，其中关键就是增加沉浸性，用技术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感官需要，让人们更沉迷于虚拟世界中。这种让人们依赖高科技的重要特征，叫作科技上瘾区的扩张。"

从生成型媒体的角度去看，数字化在未来还会更深地介入我们的生活。董晨宇说：" 可能以后我们一切的信息生产、文化生产都在数字化平台上进行。有一个词叫‘平台依赖’，比如从前一个明星可以在各个媒体上穿梭，现在的网红离开他表演的那个平台，谁也不认识他。一旦平台关闭了他的账户，这个网红就消失了。平台依赖不仅仅体现在文化生产中，也体现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当中。比如我们打开 App 点外卖，哪个餐馆第一个被看见，这是由平台决定的。"

生成型媒体的权力是传统媒体不可想象的。董晨宇几年前曾经在豆瓣上开过一个知识付费课程叫《像传播学者一样思考——黑镜人生里的传播学肖像》，用社会科学理论来讲解数字时代的热门话题，基本覆盖了跟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

他关注技术的阴暗面，比如我们为什么讨厌严肃的东西，并且注意力越来越短；他关注微信朋友圈对我们的改变，比如我们在朋友圈中进行印象管理，看到其他人的朋友圈我们为什么会生出 " 别人过得比我好 " 的感慨；他关注数字时代的交流障碍，人们为何相信虚假信息，互联网为什么让我们的信息更闭塞；他还关注广告的狙击，我们为什么会为自己的幻觉买单、关注数字劳动的现象，我们在为社交媒体免费打工等等。

桩桩件件列出清单来，我们就会发现从前的日子犹如乡愁般安宁，数字时代则充满喧嚣和挑战。

在目前的技术发展阶段，手机占据核心角色。移动传播领域专家理查德 · 塞勒 · 林在他的著作《习以为常：手机传播的社会嵌入》里写道：" 手机是迄今为止全世界普及率最高的信息与传播技术，从来没有哪一种传播技术能够像手机这样，以如此快的速度被普及。 因此，忽视其带来的社会变化，意味着忽视一个重大的社会变迁。"

手机其实在智能化之前就已经对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理查德 · 塞勒 · 林把手机出现的历史价值类比于时钟，人们对它的存在已经习以为常。这并不是说这个技术不重要，而是说明它已经嵌入了社会结构之中。

他以涂尔干、戈夫曼等社会学家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为基础，提出：" 手机用来打电话给亲友，告知突发事件、安排见面、情绪低落时获得情感支持等，通过这些寻常或者不寻常时刻的交流活动，我们发展和维系着社会网络。 如果我们忘带手机，就在一定程度上辜负了亲密连接，可能错过短信和电话。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手机，群体协调就会出现问题。"

进入到智能手机阶段，人们与手机的关系更加紧密了。我们活在媒介里，很多事务需要使用智能手机处理。另外，手机隐秘的触发机制吸引人们打开它。从某种角度来讲，手机能够操控人的情绪。

董晨宇说：" 我们感到无聊或者尴尬的时候，打开手机就能舒缓，比如手机游戏能够带来刺激和愉悦。在潜意识里打开手机和驱散负面情绪就建立了一个因果关系。久而久之，即使不需要情绪刺激的时候，我们也时不时地打开手机。 它已经不是解决情绪问题的良药，而是日常必需品。"

智能手机和社交账号成了 " 延伸的自我 "。消费者行为学有一项经典研究，当人们可以掌控或操纵自己所拥有的物品时，比如唱片、手机、汽车，我们会有意无意地将这些物品视为身体的一部分。 我们掌控力越强，这些物品和自我意识的关系越紧密。董晨宇说："2013 年，这个理论扩展到互联网。提出这个概念的学者贝尔克认为人们在社交网站中的账号承载了很多记忆和情感，这也是一种延伸自我。同时，相比现实社会，人们在互联网上塑造延伸自我的成本很低。"

人与手机的这种紧密关系，产生了很多令人担忧的现象：比如，文章开头列举的那些对身心或者生活产生的影响，或者我们清单里一些令我们怅然的消失。比如，延伸自我会让人们越来越脱离现实世界。董晨宇说：" 一旦人们沉迷在社交 App 中经营自己的形象，会对虚拟环境产生依赖，从而逃避现实世界中的社交关系。人们可能喜欢上社交 App 中理想简单的自我，却厌倦实际生活中复杂而有缺陷的自我。"

人于是被手机形塑。手机带来的问题，可能与社会本身相关。我们认为智能手机让我们信息过载、随时随地工作、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但这些也因为我们本身就处于一个加速社会。

" 加速社会 " 是社会学对当代进行的原创性诊断。它的提出者、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 · 罗萨认为：" 社会加速有三个维度。 第一个是科技加速。由于科技的更迭周期不断缩短， 它造成了第二个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指的是各种事物、信息的时效性越来越短。时效性缩短，意味着人们完成事情的截止日期不断往前移， 于是造成第三个加速，生活步调的加速。"

看似手机带来的问题，也可能是人性问题。刘永谋说：" 人对智能手机的使用，充分彰显人类行为的矛盾性。大家使用社交软件，似乎社交活动更多了，但现实中却越来越孤独。大家刷手机摸鱼不工作，但刷得昏天黑地，比工作还累。大家现在都说要关注自己的隐私权，却在朋友圈大晒隐私。如果有一种普遍人性的话，技术产品不能改变人性，但是可以放大人性的某些部分。"

刘永谋从哲学角度看待人与手机的关系，提倡技术控制的选择论。他说：" 人们喜欢刷手机，是人选择了手机，而不是手机奴役人。比如很多人刷手机，我称之为信息贪婪，什么都想知道，比如异国他乡的一场劫案，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明星绯闻等。当代人信息过载而不自知，因为好玩。

" 尼尔 · 波兹曼称之为文化艾滋病，在《娱乐至死》里大加鞭挞。沉迷手机的人，控制不了自己，于是就控制不了手机。人能不能控制手机的问题其实有很多争论，社会科学并没有唯一的准确答案。我觉得重要的是人必须想方设法控制手机，控制新技术的发展。"

技术跟人类亦敌亦友。媒体文化批评家尼尔 · 波兹曼在他的著作《技术垄断》里写道： " 每一种技术既是包袱又是恩赐，不是非此即彼的结果，而是利弊同在的产物。"比如说，新技术摧毁了传统的知识垄断，造成新的知识垄断。

在为新技术欢呼的时候，有一些问题不能忽视。尼尔 · 波兹曼写道：" 技术赋予谁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自由？谁的力量和自由又会被削弱？" 他在 30 年前给盲目的技术崇拜泼冷水，捍卫人文主义，今天依然有价值。

董晨宇说：" 如果我们越来越离不开生成型媒体，它的权力边界在哪里？比如现在所说的平台社会。平台可以通过流量分配引导上面的很多行为。比如一个短视频火了带来流量，很快大家都做相同的东西。短视频本来是一种创意劳动，却变得无创意了。我们看起来有很多选择权，其实无论生产者还是粉丝，自主权越来越丧失了。"

我们向网络化的世界迁徙，生活面临非常多的新现象。很多人可能并没有经验去判断和应对。 董晨宇对数字素养科普很热心，他给中小学生讲过如何与数字时代相处，今年还会上线一个面向成年人的系列课程。董晨宇说：" 比如说我们觉得智能手机有很多问题，就防着孩子上网，那么遇到网络暴力的时候，谁来告诉孩子这是什么东西？上海有一项在学生中做的调研，遇到网络暴力向谁倾诉，老师排名倒数第二，家长排名倒数第一。"

技术虽然带来弊端，全面拒绝并不明智，而应该去了解它的底层逻辑，然后决定如何使用它。董晨宇说：" 我在人大附中做了一件事，让学生们刷短视频 App，然后花一节课时间来分析 App 是如何让人上瘾的。这件事的结果是很多学生把软件卸载了。"

传统的媒介素养讲的是对媒体的批判力，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媒介不再是外在工具，而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董晨宇正在做数字幸福观的研究，他说：" 批判力应该转化为共存力，这里面不是拒绝，不是沉迷使用，也不是给人定很多标准，比如每天固定使用手机几个小时。 我们应该自洽，就是如何使用手机使自己能获得一个好的生活状态。比如我的工作跟研究互联网相关，我刷短视频 App 和社交 App 可以很幸福。那为什么偏偏每天只使用三个小时呢？"

过去和未来都会有新技术产生，它们给人的境遇和人本身带来的改变，则是哲学问题。针对智能时代，哲学界存在两种相反的极端态度。乐观主义者认为以后会出现 " 智能理想国 "，悲观主义者则称未来是 " 智能机器乌托邦 "。

刘永谋说，比如扫地机器人当然要搜集和分析房间的信息，也就是说智能应用离不开物联网和大数据。悲观主义者用 " 电子圆形监狱 " 的理论去分析物联网的结构与功能，会发现物联网偏好极权控制，本质上是会侵犯人的隐私的。

不仅仅是隐私，机器人还可以对人进行拘押。电影《终结者》里就有呈现，机器人对所有人的牢狱统治。乐观主义背后也潜藏着巨大的风险，它极容易走向专家或者职业经理人掌权管理社会，人民只能服从经理人的命令。

技术对人本身的改变，要讨论人的 " 原初是什么样子 "。刘永谋说：" 可以这样想问题，现代人有一个共同祖先夏娃，她也不知道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类为了生存下来一直在根据环境改变。比如长久以来人们认为专注力是好事，而手机让专注力下降。可是，过于专注导致思想冥顽不化，同时关注多个事情也是一种能力。比如手机让人自恋，而适度自恋让人幸福感更强。"

我们既不要一刀切地贴标签，也要关注智能技术对人的异化。刘永谋说：" 异化指的是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变成异己力量反过来奴役人。人在智能时代的异化至少包括自我混乱、欲望放纵、权力异化，比如说数字鸿沟和信息壁垒、虚实不分，再比如说人对手机依赖后在真实世界中的能力下降等等。"

技术的影响用什么尺子来衡量？刘永谋说：" 哲学研究技术，是希望人类在技术时代得到更好的安顿。不光是智能手机，所有技术进步最终要为人类福祉服务，否则就没有意义。"

要达到这样的和谐可能需要漫长的时间，并在这个过程中呈现一种 " 缠斗 " 状态。刘永谋说：" 在国内，社科院段伟文老师谈缠斗理论比较多。缠斗的对抗关系会永远持续下去，双方是对手而不是敌人，都是共同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用这个理论去看智能时代人类的异化，异化中的各方会纷争不断，谁也不能完全铲除对手。 在缠斗中，秩序建立起来。这是一种动态的秩序，而非既定蓝图的实现。"

任何单纯的技术都没办法让人类上天堂或者下地狱，最终还是要依靠人类的能动性。我们都知道技术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洪流不可阻挡。就此别过之时，我们想用一种审慎的态度来看待技术对人类和社会的改变。我们为旧时代送一首挽歌，也希望那些曾经点亮智慧、滋养心田、温暖支持了彼此，伴随人类从历史中走来的宝贵的东西，能够跟着我们一起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