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静

平日离群索居，惯于独处，一旦重新被掷回人群，才发现自己对喧嚣的耐受力，已经濒危了。前阵子出行，卧铺，下铺是一妈妈带孩子，她对面亦是一对母子。我自己也是人母，孩子奔走哭闹，打斗这种幅度的动静倒可以忍受，只是一个人靠在铺盖上看书，没想到过了会，来了个东北大姐，组织孩子唱歌，游戏，又开始搞安利促销，在那么逼仄的空间里，直逼耳膜的粗声，我实在无法专注，只好换了节车厢，在窗边坐到熄灯。

这时，我会特别怀恋亦舒小说里的邓永超，一身白衣，略无首饰，到火车车厢上静静打开一本《红楼梦游戏考》，也不扰人，下了车就穿白大褂去车间做工程师，实力被安静的底色衬着，那个酷啊。

旅途十一天，不是朋友陪就是在路上，反正没有单身的机会。回家后，赶紧跑到自己房子里呆了一天，什么也没做，就是煮煮咖啡，看看大山，听听音乐，喵喵网页，啊，整个人立刻焕发了，补养了，那种因不能独处带来的精神缺氧，总算缓解了。

后来发现，这不是我个体的病例。陀思陀耶夫斯基在《死屋手记》，也就是他的西伯利亚苦役犯小说里写，服苦役的人，必须要忍受一种巨大而无形的痛苦，这种痛苦比其他的什么强制劳动，恶劣的饮食起居更加可怕，那就是“被迫过集体生活”。这几个字下面可是打了加重符号的！可见老陀对此深恶痛绝！一个人像玻璃缸里的金鱼一样，被抛掷在众目睽睽之下，完全没有一点私人空间，那种裸露真是可怕。

之所以不能忍受那位大姐的呱噪，是因为我既不能进入她的语境，又被她的话题塞满了耳朵，占用了本来可以向内用力的时间，而且还被迫说些不在兴奋灶半径内的话，怎不让人恼羞成怒！在村上春树的长跑随笔里他写到“希望一人独处的念头，始终不变地存于心中。所以一天跑一个小时，来确保只属于自己的沉默的时间，对我的精神健康来说，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功课。至少在跑步时不需要交谈，说话，只需眺望风光，凝视自己便可。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时刻”。

连梅萨藤也说：“隐居是一种挑战，要在这期间保持一种平衡不能说没有问题。然而我决不可否认的是，对我自己而言，和人们在一起，哪怕是和一个我最爱的人一起待上一段时间，而没有自己独处的时间时，事情就会变糟。我失去了重心，感到混乱不堪，无所适从。”特别是这个年代，每天接触到的信息碎片，以最大密度扑面涌来，如果不及时加以整理，收拾，修枝剪叶，内心就会沦为一个廉价资讯垃圾场，而且会慢慢的失去个人的边缘地带，被集体思维收编。

前两天读汪曾祺，说他祖父有一进老宅子，朝北，荫蔽，平日少人去，他自小就喜欢在里面看书练字。一向低调行文的老汪提及此事，也有点自得“看来我从小就有点隐逸之气了”。后来他被下放到张家口农场，和三十几个产业工人同住，在山西梆子的震耳杂音中，照样写小说，只当是自我修掺着洗衣粉放炼。“习静”确实也是道家的自修功夫，中国人历来觉得“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一个心浮气躁的人，啥事也做不成。中国的隐士也有两种，有一种是终身的，另外一种是阶段性的，是通过习静的训练让自己沉稳明澈，本心立现。

有一天我发现，我喜欢的作家，很多都是带有隐士气质的：梭罗，惠特曼，黑塞，丘彦明，比尔波特，他们的写作路数，其实一言以概之，就是那句宋儒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换算成西方术语就是“自然主义作家”。惟其心静，方能流深，才能关照和悲悯万物。这是顺乎人心的。

说句题外话，正如江适意所说，我们不过是想做个大俗的文青，养养娃，读读书，可是时势哪能让人有一点安全感。最近国家发生的很多突发事件，暴露的官僚机构的腐朽，不得力，让草民也忧心忡忡，不知头顶那把宝剑啥时落下，再看汪曾祺写习静的最后一段，不免莞尔一笑“我是个心平气和的人，但最近也有点浮躁了，只希望政通人和，让大家都能坐下来，安安静静写点文，读点书，做点事”，再一看落款，89年8月——原来如此。他的话，放在二十二年后的今天，也是我等只想做个太平人的平民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