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炫耀假说，来自美国心理学家米勒（Geoffrey Miller）的一个疑问：为什么青史留名的艺术界人群中，男性多于女性？米勒的猜测和弗洛伊德一脉相承，性冲动作为第一推动力的地位依旧牢不可破。而通过在音乐、绘画甚至文艺上的夸耀展示，男性可以增加自己获得性接触的机会。而女性在艺术上成就稍欠的原因也很简单，相对而言，没有足够的演化压力逼迫她们勤学苦练——男性欣欣然在万花丛中穿行时，通常是不会特意考校某朵鲜花的文学造诣或者音乐修养的。

这假说乍听之下颇能自圆其说，毕竟才子总与“风流”相连，而“风流”意味着更多的后代。拥有过许多女性歌迷并遗下许多后代的摇滚巨星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似乎就是最佳佐证，尽管他只活了27岁，但在达尔文眼里，能留下一堆后代，就是演化学意义上的胜利。无疑！特定需求带来了定向演化，男性必须是“艺术基因”的宿主。

女性为才华横溢的男性倾心、进而献身，这种当代屡见不鲜的行为在米勒看来，应可同理逆推至远古。女猿人们理当群聚在文艺男猿人身后，一脸迷醉地望着他用矿物颜料在阿尔塔米拉洞穴壁上描绘一个个抽象剪影。这种想象画面无疑可以抚慰无数怀才不遇的“雄”心。

然而思及梵高生前的遭遇，又让人不由对炫耀假说疑窦丛生。这个史上最知名的艺术天才女人缘差到发指，他曾先后在房东女儿、新寡表姐甚至妓女那里遭遇挫折，一生的恋爱史写下来就是一部悲剧。即使不谈梵高，单就现代女性的偏好而论，艺术才华与性吸引也未必总成正比。才子与财子狭路相逢时，谁在较量中胜出更多？周杰伦成名前后才华难道突发大幅增长？想与他春风一度的女性数目却绝对有数量级的区别。这么说来，与其说女性偏好艺术家，不如说女性偏好成功的艺术家，或者更简单的总结，女性偏好成功者。

个例毕竟不能令人心服口服。还是让我们回到统计数据与逻辑推理。姑且假设炫耀假说有其根据——机缘巧合，我们那长长的DNA珠链中，几颗珠子的颜色形态发生了变化，结果赋予了带有变色珠子的男性更强的艺术创造力，于是进一步增加了那些男性的交配机会……炫耀假说中的这一连串事件要顺利实现，首先就需要一个前提：人类——至少是大部分女性，必须能准确识别出好艺术与坏艺术，然后才有可能对在艺术上拥有优势的男性产生选择偏好。抛媚眼要对女性起作用，前提是女性至少得能分清媚眼与白眼，假如人类女性是一群无可救药的瞎子，那么无敌俏媚眼的基因对男性就等于无用突变。

那么，我们真的天然拥有评判艺术优劣的本能吗？

艺术的“价值”

如果你对大人们说： “我看到一幢用玫瑰色的砖盖成的漂亮的房子，它的窗户上有天竺葵，屋顶上还有鸽子…”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出这种房子有多么好。必须对他们说： “我看见了一幢价值十万法郎的房子。 ” 那么他们就惊叫道： “多么漂亮的房子啊！
——《小王子》

什么是艺术？艺术的价值几何？这些争论古已有之，至今依然众说纷纭。一块猪肉的价值判断，可以通过衡量它的实用性与稀缺性来进行。然而这种估价法却很难运用于艺术。某种意义而言，艺术价值虽然与主创者有关，但也可说是存乎一心，端视受者一刹那间的心领神会。而真正拥有艺术鉴赏力者寥寥可数。受骗高价买下书画赝品的人不胜枚举，而揣摩透彻书画意境能有几人？我们真能区分出“艺术的价值”吗？或者我们只是被动接受别人贴在艺术上的价格标签。倘若第一流的艺术家失去声名的光环，他的价值还会为人所识吗？

为了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华盛顿邮报设计了一个有趣的实验。2007年1月12日上班高峰期，一流小提琴家约书亚·贝尔（Joshua Bell）在记者安排下，打扮成平凡的街头艺人来到地铁站里卖艺。他们特意挑选了位于繁华街区的站点，那里出入者多属中产阶级，不至对艺术一无所知。

为了让小王子眼中的无趣成人了解贝尔的价值，华盛顿邮报提供以下数据以供参考：贝尔那天所用的琴是1713年的名琴斯特拉瓦第，估价约在350万美金。贝尔本人演奏的酬金一般在一千美元一分钟。就在这次实验前不久，贝尔刚刚在当地音乐厅举办了一场演奏会，平均门票价格是100美元，而且没多久便被抢购一空。

而实验当天，贝尔在熙熙攘攘的人潮里一共演奏了六曲，全长四十三分钟。期间，1097人行色匆匆地从他身旁路过，只有7个人为之驻足侧耳倾听。一共有27人慷慨解囊，让贝尔得到了总计52.17美元的收入——零头是因为有人只丢下几枚美分。一位叫古川的女士（Stacy Furukawa）惊讶万分地认出了贝尔，她付了20美元，是所有人里给得最多的。

这次实验最终让华盛顿邮报收获了一篇普利策奖特写，却让贝尔沮丧不已。他已经很久未曾遭遇人们对他的表演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的琴声动静可不小，但人们依然无动于衷地漠然走过。

而当美国国家画廊馆长莱特霍伊泽（Mark Leithauser）的对贝尔的遭遇倒没那么惊讶，他的评价是：倘若我将一幅著名画家凯利（Ellsworth Kelly）价值五百万美元的杰作从国家画廊的展厅中移出，挂到寄卖艺术学生画作的餐厅里，那么就没人会注意到它。即使是专业的鉴赏者可能也只会说：“这幅看起来可真有凯利的感觉。麻烦把盐递给我好么？”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绝大多数人对艺术的价值完全无法做出判断，那么，有什么理由认为增长的艺术创造力，能给它的主人带来任何繁衍优势呢？

有人或许要在当代的统计数据前哀叹，纵然当下如此，却并非一贯如是。田园牧歌时代的诗意早已荡然无存，现代社会的压力让人变得麻木，扼杀了我们天性中对美与艺术的感知。然而即便上溯到鸿蒙时代，要在演化史中找出“艺术偏好”的证据依然困难。事实上，无论是艺术审美、理性逻辑还是研究创新，这些我们最为自豪的特质，都可能并非演化之手特意拣选的产物，而是地位尴尬的额外赠品。

演化这回事

传说江淹少时的文思泉涌缘自一个被授五色笔的梦，后来同样在梦里被一个自称郭璞的人把笔又索了回去，于是江郎才尽。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盗梦空间》，而能影响一个人艺术创造力的郭璞当属最高明的盗梦师。然而即使某只古猿曾经被如是炮制，盗梦本身也难在分子层面上造成可遗传的改变，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在艺术创造力上的飞跃还是应该归功于我们的大脑这百万年来的演化。

比起其他身材相似的灵长类，我们的大脑可谓大得异乎寻常。这在生存上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首先，大脑必须持续大量耗能，大脑耗费的能量在幼童期可以占到全部耗能的一半，成年后则可占20%，这种能量供应一刻也不能停止。其次，大脑袋导致分娩困难。其他猿类产子不过几分钟，人类的痛苦分娩常以小时计，有时甚至会给母体带来生命危险。

考虑到人类为了大头所付出的代价，实在难以相信增大的大脑仅仅是个偶然。古猿不需要考试拿文凭，那么，究竟发达的大脑曾给古猿带来了怎样的额外补偿？

在《会思维的猿——智力的演化起源》一书中，作者理查德·伯恩援引研究，认为这与灵长类演化中的两种生存策略有关：较为保守的食叶策略，以及趋向冒险的食果策略。

对于选择食叶的灵长类来说，食物可谓俯拾皆是，只要在小范围内搜寻基本就能满足，然而叶子不易消化，于是需要长长的消化道来发酵吸收，结果消化道耗能也就随之增加。食果的灵长类状况则相反：果子好消化、能量又高，因此消化道短点无妨。但果子的缺点是不好找、散布在四处，需要在较大范围内慢慢搜寻，寻到了还得判断有没有毒性，吃饱喝足后还得找路返回自己种群的居住地，整个过程里还需要时刻注意有没有天敌出没……这些都需要大脑进行分析判断。于是食叶与食果两大类的演化方向可以总结为： 你有肠子，我有大头。据统计，消化道长短以大猩猩最长，黑猩猩其次，人最短。而大脑相对体积排序则正好颠倒过来。

试想数百万年前，两只古猿相揖而别，一个拈起挂着露珠的嫩叶，一个则直奔枝头高挂的红果而去。从此各自走上不归歧路。吃红果的那一支后来又分出个爱吃肉的旁系，由于与猛兽相比体力不占优势，它们不得不选择结伙打猎，而这种群居协作式生活又对它们的大脑提出新要求——比如必须能区分同伴是勇敢还是怯懦，慷慨抑或吝啬，忠诚抑或欺诈——这些品质在选择搭档时至关重要。而他们的失败与成功，都被自然选择印刻在今日人类的神经回路之中。我们如今“与生俱来”的许多能力，最初都是为了应付石器时代的某种需求而产生。心理学家约翰·图比与莱达·科斯米迪曾用心理实验证明，我们最引以为傲的理性代表——逻辑推理能力，都可能是为着辨识欺骗者而演化出的心理模块的副产品。

当人们处于和欺骗有关的情境中，推理与逻辑就变得轻松，那是因为我们的脑中的欺骗者模块处于启动状态。不是每个人都能欣赏区别古典乐的好坏，但是绝大多数听觉没有障碍的人听到恐怖片配音都会毛骨悚然，因为那些配乐往往模拟的是夜间野兽的嚎叫。让小孩子学会怕蛇不难，但学会怕汽车就难得多。你看，石器时代的生活，依然在今朝的我们头上投下阴影。至于与艺术相关的创造力，部分人类学研究者则认为，那不过是动物闲得无聊刺激不足时的产物。

“闲”出来的副产品

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员德斯蒙德·莫利斯在他的演化科普著作《人类动物园》中告诉我们，为了保持身心健康，动物——包括人类——需要外来刺激，但不可过度，也不能太少。

如果周围刺激太过强烈，人往往进入一种麻木状态，实际上采取的是减少对刺激的感知来自我保护，有时还需要使用酒精与安眠药来帮助自己。而刺激太弱时，就有多种选择：有人会主动找些不必要但能解决的事情来做——所谓“没事找事”。工作上过于清闲的人往往热衷于蜚短流长就是此类。有人则选择发明新的活动来“主动创新”， 研究科学，创作艺术就落在这个范畴内。

莫利斯举了许多被关在动物园中的动物例子来为“主动创新”佐证：那些失去野外探索的刺激，被囚于单调狭小笼中的动物，往往发明出各式新花样以自娱解闷：海象会向游人泼水，猩猩会利用绳圈和顶棚做出类似杂技般的动作——野外猩猩一般不会如此。动物们还会向着游客吐口水，并试验各种乞食动作来逗引游客与之互动：猴子会摊开手掌，熊会坐着用前爪拍下颚，这些乞食模式在野生动物中均没有观察到。最著名的例子是一头雄狮，它喜好戏弄游客，向他们身上撒尿，看着游客躲避惊叫，而后来，它甚至总结出游客的行为规律，第一排游客躲避之后，不知根底的新游客会上前来看发生了什么。于是它便不把尿一次撒完，而是憋住一半，好让后边的游客再惊叫一回——这种低级趣味因其纯粹，简直进入了行为艺术的范畴。

红色皇后假说里，由于生存压力，所有的动物必须努力竞争以保证自己的基因不被淘汰。于是只有竞争上取得了一定优势的个体才有需求进行一些“无用”的探索。饱暖而后思的不单单是淫欲，仓廪实而知的也不仅仅是礼节。动物园中的动物食物充足，无需疲于奔命，缺乏生存压力（由于常向游客乞食，带来的后遗症之一反倒是发胖的压力），于是有了各种创新。研究科学、写诗作曲、编舞绘图，这些创造力背后的推动力与其说是性欲，不如说是“闲”与寻求刺激的本能。

《人类的猿性》中提及，中亚曾进行一项对男性的Y染色体的大规模基因调查，结果显示超出8%的男性有一个完全相同的Y染色体，意味着一位共同的男性祖先。这个目前有据可证的最强悍种马生活在大约1000年前，研究者们认为他的身份，可能是征服了广袤大地同时也强掳了无数年轻女性的成吉思汗，目前他的男性后裔大约有1600万人。

而在相近年代的亚洲，还生活着一位才华洋溢的著名艺术家、瘦金书的发明者——宋徽宗。赵佶的艺术造诣强过成吉思汗不知几个数量级，他的才华受到同时代与当代人的一致认可，甚至他的工笔花鸟卷轴前不久还在市场上拍出天价。可是在后代遗传上，驰骋疆场的武力征服者完胜了驰骋书画界的艺术创造者。

其实，考虑到历史上对女性从艺的压抑，比如莎士比亚的时代女性根本不允许登台表演，如此星辰如此夜，为谁风露立中宵地在阳台上叹息“罗密欧哦罗密欧，你为什么是罗密欧”的丽人，下了台也是个平胸毛腿胡茬横生的汉子。历史上男女艺术家比例失衡并不是那么难以理解的事情。演化是个重要的概念，但把一切归功于演化，有时并无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