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读到信息专家涂子沛兄的几篇文章,谈论信息技术给教育带来的深层改变,读来大有收获。涂先生最近出了《大数据》一书。最近几篇文章中,他从数据的视角,分析斯坦福、麻省理工等学校的公开课现象,让人耳目一新。他还提出了“微学位”、“微学校”等一些概念。诸位可别小瞧这些说法。一旦用人单位开始看重这些“微学位”、“微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我们关于“名校”、高考、就业的思考都要格式化了重新开始。
作为奋战在教育技术第一线的工作人员,我发现,过去把信息工具单纯作为载体的时代已经过去。教育研究者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曾称,形形色色的教学新媒体,并不能影响教学效果,“就好比运蔬菜的卡车,不能影响我们的营养一样。”但是现实的情况是,信息技术的更新,正在倒逼教育的改革,就好比运蔬菜的卡车,影响了一个小区居民蔬菜消费的品种一样。
这中间最大的改变是教师的角色。在稀缺年代,知识奇货可居,学生受限于“砖和水泥”这种传统的学习空间,老师站在讲台上传授知识,学生被动接受。这种模式,也就是所谓“舞台上智者”(sage on the stage)的模式。该模式所依据的教育观念,是师生之间存在知识的差距。涂文中,教育被定义为知识的传输。这是我唯一不敢苟同之处。教育过程中知识传输本身不是目的。学习是要引起我们行为的深刻改变,是要在我们大脑深处闹革命。这个过程涉及到的不仅是知识,还包括技能(包括蓄意思维的技能)和态度(比如对学习内容的好恶),以及三者的有机结合。比如,如果缺乏对学习者心态的认知,不去激发学习的动力,知识的传输过程,就可能成为一种从老师课本到学生笔记之间的机械转换,这中间,知识绕开了老师和学生的大脑。
社会的发展,使得稀缺文化转入过剩文化。网络也打破了空间、时间甚至学习层次的壁垒,扩大了学生的学习空间。除了传统教室之外,大家可从网络公开课、各类教学视频、音频、甚至同类学生中间得到学习。学生不是一张白纸地来到课堂,他们带着各自资源和背景,参与到教学活动之中。在这种背景下,建构的、交互的教学方法日益受欢迎。
这种转变当中,老师也面临巨大挑战,当然这些挑战也是机遇。他们不再是“舞台上的智者”,而是“边上的向导”(guide on the side)。老师的优势,不再是仅仅是知识的丰富,其鉴别力也是新的竞争力之一。他们要能够在泥沙俱下的教学资源中,帮学生甄别、挑选、引导他们如何去吸收消化。其角色从过去知识卡车的司机,变作学生心智发展的“营养师”了。
技术为老师主动的革新提供了各种可能。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艾瑞克·马祖尔(Eric Mazur),多年教学公共物理课,效果不佳,于是开始用“同伴式学习”的方法,在自己的讲授之后,让学生分组自己互相教学,结果发现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反而更好。新墨西哥州圣璜学院(San Juan College)开始使用“一分钟微讲座”(micro lecture)的方式, 重组教学,把需要灌输的教学内容录成微讲座上网,课堂时间集中于讨论、实验、小组作业等。网络教学,使得以前做梦也想像不到的一些教学,成了可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约翰·鲍依尔(John Boyer)教授,教起了3000人的超级大课,他利用Ustream开展网络上的答问。他去年还成功地邀请到缅甸的昂山素季,通过Skype, 给他的学生来做客座报告。
技术可能给出色的老师更大的平台,也可能让平庸的老师倍感困扰。自从2007年起,iTunesU上的各类教学视频,被下载了7亿多次。如同繁多的教材会优胜劣汰一样,随着免费教学视频的增加,一些出色的老师将脱颖而出,影响全世界的学生。这种影响和事业满足感,丝毫不会亚于小课堂内的教学影响。耶鲁大学的诗歌教授哈莫尔(Langdon Hammer)就是这种教学方法的受益者之一。他的“学生”,近到耶鲁课堂,远到养牦牛的民间诗人。
对于教育者来说,这是一个大转变的时代。我亲眼目睹着教学的各种力量在重新洗牌。或许我们说教育革命言过其实,各种变化是在更迭着逐步推进,多元化教学模式可能会长期并存。但确实,技术从外围,给教师增加了新的“竞争对手”。技术又导致了学生预期、学习习惯等方面的变化,从内部,促进教学过程的变更。学生队伍变了,不好带了,但是这中间,不知藏了多少的机遇,等着有心的老师去发现。
《南方都市报》2012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