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爱与伤

　　春节是中国人阖家团圆的大日子，是喜庆而欢欣的；但与此同时，春节意味着春运，而春运对许许多多的普通中国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一年中最令人屈辱而沮丧的前奏，因为再没有另一个时刻，能让那么多的中国人同时那么深切地认识到，我们无法找到自己在这个国家的位置。
　　
　　范立欣的纪录片《归途列车》选择了春节与春运的宏大主题，但视角却围绕着四川农民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一家展开。张昌华与陈素琴十六年前赴广州打工，在制衣厂工作，下班后两人蜗居在破旧阴暗而狭窄的临时居所内，唯一的希望便是每年春节的阖家团聚，希望女儿张琴和儿子张阳好好读书，改变农民的卑微命运。但十五岁的少女张琴却有与父母截然不同的想法，她不喜欢学校，也不喜欢寂寞的村庄，她听不进爸妈单调而生硬的劝解，一个人坐火车离开家乡来到广东东莞，也成了一家制衣厂年轻女工中的一员。
　　
　　两代人的矛盾是尖锐的，但各自的出发点却又惊人的相似——改变。张昌华与陈素琴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为的是改变下一代的命运，不再为穷困所扰，不再以“农民”的身份承受自上至下的社会歧视；年轻的张琴只身离家也要改变父辈强加在自身的出人头地的命运，她想要自由，想要和城里光鲜亮丽的女孩子一样拥有有支配青春的权力，拥有时髦的卷发和浪漫的梦想。让这一家三口终于达成妥协的是2008年的春节。张昌华说“如果一家人连春节都不能团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就这样，镜头从一家人身上移到了2008年春运期间因雪灾而陷于瘫痪的广州火车站，六十万人被迫滞留，几日几夜仍看不到回家的希望。那是怎样汹涌的人潮啊，从空中俯视真可谓壮观，黑压压密集涌动的小点，间或雨雪中红蓝绿的伞盖，蚁群一样没有边际地向视线外伸展、蠕动，伴随着巨大的不可分辨的嘈杂声凝聚不散。这些人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农民工，都是像张昌华陈素琴这样毫无选择的打工者，他们买不起机票，火车是唯一可依靠的交通工具。他们挤、推、急，他们气得骂人，他们委屈地掉泪。
　　
　　与父母刚到火车站时，面对汹涌人潮，张琴并不明白坐上一趟回家的列车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奋战，她甚至笑了，眼前的一切看上去是那么得不真实，那些人一个个气急败坏的样子实在好笑，母亲陈素琴的喋喋不休更是小题大做。是呀，对于一个并不想回家且初次经历春运的十五岁少女来说，眼前的一切难道不是一幕最荒谬的人间喜剧吗？广场上人声鼎沸、群情激愤，每张脸都跟小丑一样夸张生动，没有矜持，不顾形象，个个都仿佛在跟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殊死搏斗，却毫无意外扑了个空，大拳打进棉花堆，捶胸顿足干着急，没头苍蝇一样被支来支去团团乱转。这景象怎么不比电视剧还要搞笑！
　　
　　直到笑变成哭，哭变作漠然。
　　
　　我不知道导演范立欣置身人潮拍摄这些镜头的时候心中涌动的是什么样的情绪，但我想无论如何，仅仅用 “难过”之类的词汇来形容这样的画面是不准确的，那里面还有更多更复杂的滋味，比如困惑、无奈，比如耻辱、愤怒。
　　
　　但他们不说，他们说不出来。从张昌华紧皱的眉头和陈素琴疲惫的眼神中，我只看到活着，活着比什么都重要，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唯一的处世哲学。没读过几年书的张昌华木讷少言，他想告诉女儿张琴只有上学这一条路能让她脱离土地，活得敞亮，活得不象自己那么低微。但张琴还不懂，她以为只要到了城里人生就能绽放；而张昌华跟张琴都不知道，城里人乡下人读书人种地人，大家都坐着同一辆疯驶的列车，不知何时就将脱轨。
　　
　　我从不怀疑这个国家的伟大，但我想知道在一个国民生产总值已居界第二位的强大国度，为什么那些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总要一次次遭受这样的羞辱、痛苦和不堪？为什么出身农民便要烙上低人一等的印记，为了生计被迫离开土地，在拥挤的厂房中挥汗如雨？为什么他们的下一代不是躺在废料堆中嗷嗷待哺，便在千里之外一年也无法骨肉相见？是谁让一个农民的孩子漠视土地，迫切投入陌生的城市将自己的灵魂交于野兽般的夜色？而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究竟又做错了什么，只能一年又一年地在生活的夹缝中憋屈、气短？是什么让我们不惜欺骗、打压、相互推搡，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尊严？
　　
　　我可以发问，但不能回答。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没有讲出真相的权利，就算讲了，也会瞬间被淹没进和谐的洪流中，淹没在空洞的赞歌与严厉的管制中。
　　
　　现实的铁幕前，命运的夹缝里，只有一些虚弱的影像与文字，为这个国家的爱与伤留下耻辱的印记。
　　
　　但我相信，这不是最后的结局。